是的，我们没有如果，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卫星断网是后来才发现的。

我们连不上任何导航系统，手机彻底变成了砖头。车里的海拔计还工作，显示两千一百米，温度显示零下三度。六月，零下三度。

我把冲锋衣给了田野。他推了一下，将冲锋衣重新盖在我的腿上，我又拿起来给他披上。他没有再拒绝。

车窗外的雪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下了。不是雪花，是那种细密的、像针一样扎人的冰粒。风把它们横着吹，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能见度不到十米。

田野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他的手很冷，比我的还冷。我把手套摘下来给他戴，他这次没有推。

“我们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地方苟延残喘。”他说。

“比四千多米好。”

“都他妈一样。”

他说得对。在自然面前，两千米和四千米的区别不过是时间问题。你终归要死，区别只在于死得快还是死得慢。

但这不是重点，我想，我和田野在一起呢。

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我没有说出口。我很庆幸自己在这种时候还没有自暴自弃或者变得沮丧，我仍然乐观到近乎天真地无条件信任田野。

我们不谈论这些。

从雷克雅未克开始，我们就不谈论这些。我们只谈论路况、油量、下一个加油站在多远的地方、备用轮胎还剩几个。我们谈论轮胎气压、水温表、海拔和气温。我们谈论碳水化合物和卡路里，谈论什么时候该吃泡面了。

我们从不谈论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但我们都清楚，因为我能感觉到田野有一些隐隐的自责。

雷克雅未克的夜很长。夺冠那晚，我们站在海边，对面是北极圈的黑暗。田野说不想回去，我知道他说的是一种状态，一种不被任何人期待、不被任何责任捆绑的状态。在冰岛，在世界的边缘，我们短暂地获得了这种自由。而一旦回到上海，回到那个所有人都在等我们回去解释“夺冠意味着什么”的地方，那种自由就会像冰岛的日光一样快速消散。

所以我们逃了。

像两个逃犯，开着车，沿着中国最危险的路，头也不回地往西，往世界屋脊的方向，往空气最稀薄的方向，往一个不会被任何人找到的地方。

现在，在暴风雪里，在泥石流和落石之间，在卫星都找不到我们的峡谷中，我们终于做到了。

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

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只有风，只有雪，只有零下三度的空气和一辆引擎盖被砸了凹痕的车。

夜晚，田野睡着了。他靠在我的肩膀上，呼吸平稳。冲锋衣从他身上滑下来一半，我没有动它，怕惊醒他。雪还在下，车里的温度在一点一点降低。

我忽然想起在雷克雅未克的那个晚上。颁奖典礼结束后，所有人都去了酒吧，田野和我坐在电竞场馆外面的台阶上，看着对面的山。山上有雪，雪在月光下是蓝色的，很漂亮，像是潮汐在山雪上跳舞。

“你说，冰岛的雪和西藏的雪，有什么区别？”田野问我。

我当时没有回答。我不知道答案。

现在我知道了。

没有区别。

雪就是雪，山就是山，你逃到哪里，面对的都是同一个自然，同一片天空，同一种寒冷。

区别是你身边坐着的是谁。

田野动了动，在我肩膀上找了个更舒服的姿势。他的睫毛很长，睡着的时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在赛场上他不是这样的。在赛场上他像永远吵吵嚷嚷，像是老练的将领指挥战场一样，而我们所有小将都是他的士兵，对他保持永远的盲从。但在这里，在海拔两千一百米的峡谷里，被暴风雪和泥石流困住，褪去电竞赛场出道多年的老将Meiko的身份，他就是一个安静的，偶尔说垃圾话的年轻人。

我别过头去，看着窗外的雪。

我不知道这场雪什么时候停下，不知道路什么时候通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着到拉萨，甚至不知道拉萨是不是我们的终点。

田野适时睁开眼，他的眼睛在汽车昏暗的暖黄的灯光里显得格外温驯，而我没有看窗外凛冽的风雪，而是转过来，看着田野的眼睛。

他声音有点干：“允熙……”

我低下头，田野闭上眼睛，容许我的嘴唇小心翼翼地轻轻触碰他的嘴唇。

很轻，很飘渺，田野以为是雪花落在他的嘴唇上。

我们还是到了拉萨，自然饶恕了我们的狂妄，它仁慈地放过了我们，两个无知无畏的凡人活了下来。

田野不再想着要逃离城市了，他缓慢地握住我的手，而我从来没有拒绝过田野──

在他动荡的、不安定的世界里，我是他唯一的锚点。而有关这一事实，田野可以一遍一遍地向我确定。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