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打开第二季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翻了一圈影评，口碑都不怎么样。但第一季实在太惊艳了，那栋房子里的三代女性，像是三面镜子照出婚姻的不同剖面，让人忍不住想看看续集还能玩出什么花样。结果打开之后，我发现编剧压根没想延续第一季的命题，而是另起炉灶，讲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故事：全员恶人，纯恶，从头恶到尾。

第一季的精彩在于它的复杂性。三个时代的女性，面对丈夫的背叛与隐瞒，做出的选择既受制于时代又突破了时代。观众能理解她们的愤怒，甚至共情她们的选择——因为恶是有源头的，是被背叛之后的反击，是长期的压抑之后的爆发。她们杀人，但观众站在她们这边。

第二季完全不同。这部剧放弃了多时空叙事，采用传统的线性时间序列，故事设定在1949年，围绕一个普通家庭展开。主演全员恶人，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连环杀人犯兽医伯特伦，一边悲天悯人地给患者“安乐死”，一边心安理得地夺走无辜者的生命；他的妻子阿尔玛，从一个渴望被看见的家庭主妇，一步步堕落成不择手段的杀人机器；女儿迪伊，明知道男友是情人的情况下仍旧担任情妇，隐瞒真相；园艺俱乐部的贵妇人们，个个虚伪、背叛、互相算计。就连那个正义感十足的侦探弗恩，也在追踪过程中频频突破道德边界，偷拍、尾随、操纵。整部剧像是一个没有出口的黑暗迷宫，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私欲而不择手段。

更关键的区别在于动机。如果说第一季的恶是被动的——女人先遭受了欺骗、背叛和伤害，再奋起反抗——第二季的恶则是主动的。第二季的女主人公们不是为了反抗不公，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甘心为恶。她们的所作所为少了正义性，这才让观众感觉到不舒服。第一季看完是酣畅淋漓的爽，第二季看完是堵心的窒息。

一切从一个园艺俱乐部的名额开始。

阿尔玛·菲尔考特，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年家庭主妇，不年轻，不懂时尚，甚至有点胖，有点土。她渴望加入精英园艺俱乐部，渴望被人看见，渴望不再当一个隐形人。这个起点，很多人都有——每个人都有追求认可的权利，追求配得感也不是错。

问题出在阿尔玛发现自己丈夫是连环杀人犯之后。那一刻起，她的心理机制彻底改变了。她手里攥着丈夫的秘密，那不仅仅是一个要把柄，更是一张通往俱乐部会员的门票——丈夫杀过那么多人，他用狗安乐死的针剂夺走了多少条人命，只要她不说出去，他什么都可以替她做。邻居太太偷听八卦坠楼身亡之后，她发现自己居然可以从中获利。秘密成了她的武器，杀人的工具就在手边——丈夫的针剂、柜子里的毒药，邻居太太的衣柜和首饰。从那个时候开始，阿尔玛的心理已经越过了某条线：原来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丈夫伯特伦一直带着赎罪的愧疚贯穿全文，塑造了一个“悲天悯人的连环杀人犯”形象——一边杀人，一边自我催眠那是“救赎”，是“帮人解脱”。但阿尔玛比他更可怕。伯特伦杀人还有一套自洽的逻辑（虽然荒诞），他至少还有愧疚感；而阿尔玛杀人之后面不改色，可以无缝衔接下一件事。几次下来，连杀了二十一个人的丈夫都无法理解阿尔玛如何能面不改色地下此狠手。

如果说第一季的亚当是男人，夏娃是被诱食禁果后觉醒的女人；那第二季的阿尔玛更像是亚当和夏娃的合体——她既是被引诱的那一个，也是主动咬下苹果的那一个。而伯特伦扮演的角色就是那条蛇，把杀人的工具和“可以替她做任何事”的承诺递到了她手里。

故事的转折点是伯特伦发现妻子开始利用他杀人，他劝说阿尔玛向善——一个连环杀人犯，劝说一个新手，从良。这大概是全剧最讽刺的一幕。

阿尔玛的转变轨迹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她一开始只是想被看见，想得到认可。但在这条路上，她不断发现捷径——捷径就是利用丈夫的罪恶。她一开始可能只是想要一次机会、一次认可，但捷径走多了，就会忘记原本要去哪里。她开始主动设计杀戮，不是因为丈夫的胁迫，而是因为杀人对她来说已经成了一种工具。挡路的就用针剂解决，证据暴露就用更大的谎言掩盖。

剧情的推进充满了巧合和逻辑漏洞——正好遇见要杀的人，正好离开犯罪现场，正好目击者是瞎子，正好旁边有一个完美的替罪羊。这些巧合感让整部剧显得像是在强行推进剧情，而不是让人物自然地走向结局。

女儿迪伊在发现邻居的死与父母有关之后，第一反应不是质问父母、不是报警，而是逃离。她选择躲起来，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她接受不了父母形象崩塌的心理压力。这是全剧中最接近“普通人”反应的描写——但迪伊的“普通”仅限于她逃避现实的能力，不是她的道德高度。

全剧唯一的善意，也许来自女富豪丽塔的小男友斯库特。即便女富豪身陷囹圄，他依旧愿意伸出援手，除了说谎和感情背叛，他没有真正害人之心。但讽刺在于，这份“善良”也仅仅是不杀人——他不是不想伤害别人，而是还没有找到伤害别人的理由。当丽塔死后，斯库特借着这场风波的新闻大步走向好莱坞，一边是死人，一边是新人，旁白冷冷地说出“他真的借着这场风波登上了大舞台”。导演要你冷笑着摇头，你偏偏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