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刷到AI股市的天才股神leo的消息，忽然脑子里有一个想法，为什么西方国家或者媒体喜欢给一个当代年轻人进行造神行动呢？而中国，更多的是死后封神，当代人只是神代言人，能不能封神，得盖棺而论。

人类对杰出人物的崇拜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东西方却在“何时”以及“如何”将一个人奉若神明的问题上，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西方倾向于在人物在世时就为其编织神话、塑造人设，使之成为凝聚共识的“活神”；而中国则更习惯“盖棺定论”，待其一生功过尘埃落定之后，再决定是否将其纳入神坛。这两种看似相似的造神行为，实则根植于迥异的文化土壤，折射出不同文明对个人、历史与功绩的深层理解。

西方的“生前造神”，本质上是一场服务于当下利益的文化造星运动，其核心驱动力是商业资本与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传统。

以托马斯·爱迪生为例，这位被奉为“发明大王”的美国偶像，其神话底色远非世人想象的那般纯粹。历史研究揭示，电灯并非爱迪生首创——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斯万早在爱迪生一岁时便开始了白炽灯的研究。爱迪生真正的才能在于商业运作：他背靠JP摩根等大财团，在新泽西建立门洛帕克实验室，网罗一批科学家为其工作，而实验室的一切研究成果在法律上皆归于爱迪生本人。斯坦福法学院教授马克·莱姆利直言，爱迪生真正做得好的是“商业化了这项发明”，而非发明本身。然而，通过精心的媒体包装，爱迪生将团队的智慧凝结为个人的天才光环，将自己从“老板”和“合伙人”摇身变为电灯泡的“发明者”。正如学者大卫·伯库斯所揭示的，大众偏爱“孤独天才”与“与全世界作对的智者”这类故事，而爱迪生及其团队恰好利用了这种心理，主动制造了一个“更有价值的品牌”，并“通过这个品牌来神化自己”。

这种造神逻辑在当代硅谷得到了更为极致的演绎。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以“不持OpenAI股票、只拿6.5万年薪”的“圣人”形象示人，将自己包装成“不想让个人财富欲望影响AI安全发展”的技术救世主。他频繁警告AI可能“出大问题”，主动要求监管，塑造了一个忧心忡忡、以人类福祉为念的道德楷模。然而，《纽约客》历时18个月、采访逾百人的深度调查却揭开了另一幅面孔：奥特曼被众多共事者描绘成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酷操盘手”，拥有“近乎反社会般地漠视欺骗某人可能带来的后果”的特质。硅谷“从不相信圣人，只相信商业赢家”——奥特曼的“圣人”人设，不过是为OpenAI的资本扩张与商业转型披上的一件道德外衣。当“AGI造福全人类”被包装成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其背后却是被速度凌驾于安全与科学探索之上的疯狂烧钱竞赛。

这种“生前造神”的逻辑，深植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传统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古希腊神话中“以个体为中心”的英雄叙事，到清教徒传统将世俗成功视为“上帝拣选与恩宠的有力证明”，西方文化始终为个人英雄的神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造神不是为了评价一个人，而是为了利用一个人——利用其符号价值凝聚资本、引导舆论、推动商业版图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