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的态度始终如一，甚至带着一种令人费解的“委屈”。他明确表示：出庭？是绝不会出庭的。给钱？是绝无可能的。在他反复强调的逻辑里，仲裁对他“毫无影响”，他依旧是那个“争取不让自己黑化”的好人。他甚至流露出深深的“困惑”与“受伤”：我，那个曾经安静离开的员工，怎么会、怎么忍心去仲裁他呢？他那么好，那么努力维持着“体面”，这结局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

然而，这份“想不通”，在我看来，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对自身行为的彻底失察。当他需要我“讲感情”时，便要求我签下空头协议，苦等半年甚至更久；而当我依法追讨应得的劳动报酬时，他却反过来指责我“不讲情义”、“没有感情”。这种双重标准，根植于权力的傲慢。

最初的创业或许承载过共同的技术梦想，但当老板选择将我们这些元老污名化为“底层研发”、利用破产清算之名行金蝉脱壳之实、将共同奋斗的成果据为己有并转移到亲属公司的那一刻起，梦想的旗帜早已被亲手撕碎。他攫取了果实，却奢望被伤害的人报以宽容？连一句真诚的道歉都欠奉，又谈何原谅？

他想不通的是，为何那么多前同事会为我的朋友圈点赞。是“对事不对人”的道理太过深奥，还是年岁渐长反而让他退回了“对人不对事”的孩童逻辑？那些点赞，并非针对他个人，而是对不公的无声抗议，对被践踏的契约精神的集体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