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夏回去上学了。其实父亲在他生活中并没有多少存在感，他也没有必须依靠父亲的理由。可是真奇怪，他怎么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呢？

他在为父亲的去世伤心吗？可是人都是要死的呀。父亲只是意外去世，没有必须要讨要的公道，也没有死者家属应有的愤怒与不忿，那他为什么还会伤心呢？

直到下一次月假回家，他推开父亲那扇再也不会有人走出来的卧室门。父亲生前是个没什么物欲的人，屋子里一切如旧，只有床头柜上那几瓶药不见了——他记得清楚，走之前还看见的。他翻了翻抽屉，在底层找到了它们。

护肝片、□□、复方甘草口服液。“护肝”两个字像一根针，轻轻扎了他一下。他记得父亲没有任何肝病史。

那这些药是给谁吃的？

他把药瓶翻过来看日期，生产日期是半年前，瓶身上还贴着诊所的标签——那家父亲常去的诊所，离家不远，平时看个头疼脑热都在那儿。

他攥着药瓶冲出了门。

小诊所的老医生和他们是熟人，还记得杨父。他说，你父亲来过几次，主诉是持续性肝区疼痛、乏力、消瘦。疑似肝癌。

他又冲去了附近的医院。父亲有一个老朋友在那当医生，他辗转找到对方。那个人犹豫了很久，最终把他拉到值班室里，关上门，声音压得很低：“你爸来找过我，让我私下帮他做了一次B超，不入系统、不出正式报告。我做了。肝脏占位，晚期，而且已经扩散了。我劝他去治，他却说没必要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他出事前一个多月。”

那时候他在忙着研究程析办过的案子。他在忙着规划自己的阳关道。

父亲站在他对面，脸色发黄，日渐消瘦，每天被疼痛折磨，可他——什么都没看见。

这个十七岁的天才，第一次理解并拥有了世人那些浓烈的感情。

他站在值班室里，弓着背，眼泪一滴一滴砸在地上。医生说“你还好吗”，他摇头，又点头。他想说“我没事”，可嘴巴张开，发出来的全是哭声。

他父亲不是一个好父亲。他甚至不算一个称职的监护人。可是那个人在知道必死之后，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用自己能想到的方式，给儿子留了一笔钱。

那天晚上杨夏回家，推开父亲那间维修店的后门。店里还是老样子，工具箱半开着，柜台上的电脑没关，散发着幽幽的白光。他站在那张父亲站了十几年的柜台后面，忽然意识到——他父亲可能早就知道自己等不到“享清福”那天了。

他照样走了他的阳关道。

高考、警校、那些被他视为“研究样本”的各色人类……日子过得飞快，快到有时候他怀疑父亲是否真的存在过。只有每次回家推开那扇卷帘门时，看见落满灰的柜台、墙上那张泛黄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上还是父亲的照片——才会被提醒：这个人确实来过，也确实走了。

他顺利地接受了事实，毕竟，他原来就是一个凉薄的人。

第二次变故发生了。

那天是他二十岁生日。

按理说不老不小的他没啥好过的，但有爱凑热闹的同学给他买了蛋糕，已经开“人窍”的杨夏就把他们都邀请到自己家做客。

陆奕也在其中。

他还带了他哥帮忙买的游戏机——杨夏拆开包装的时候笑他：“陆警官，你这眼光不行啊，这型号都过时了。”

陆奕面不改色：“这可是我哥挑的。”

杨夏欣然接下。

那时的程析已经是杨夏心里完完全全的第二种人了——感兴趣且敬佩。

午饭吃到一半，有人敲了门。是个杨夏不认识的亲戚——按辈分该叫“表叔”的什么人，他说来找杨夏，是为了他父亲托付的事。

“你爸走之前来找过我。”那人坐在杨夏家的旧沙发上，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信封已经泛黄了，封口用透明胶带粘了两道，看得出贴了很久，“他说，等他走了，让我在你二十岁那天把这封信交给你。”

杨夏接过信封。纸质粗粝，被汗水洇过又晾干，边缘卷着毛边。他认出了父亲的笔迹——歪歪扭扭的，写得并不好看，跟他那个人一样笨拙。

他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信纸。薄薄的，像随手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

信很短。

对不起，杨夏。

我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我和你妈妈都没有儿女缘，机缘巧合下从别人手里接过了你，我们很高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可能是恶有恶报，你妈妈早早去世了，我现在也要下去找她了。但能成为你的父母，我们不后悔。

我走了，如果理赔金花完了，你把店卖了吧。店不赚钱，够你上两年学就行。剩下的，自己挣。

大家都在这个古怪的氛围里保持了安静，除了杨夏，没人知道信上讲述了怎样的秘密。

杨夏把信叠好，塞回信封里，抬起头对陆奕笑了一下，温和又恰到好处的带着一点点疏离的礼貌。

他说，“你们先回去吧。我有点事要处理。”

大家都识趣的离开了。

陆奕无端从他身上看出点自己十二岁的影子，站起来拍了拍他肩膀：“有事打电话。”

门关上后，杨夏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他看着那张信纸，忽然觉出点荒谬。

他究竟是谁？

杨夏站在那张汴公大门口的照片前说：“店不卖，我留着。”

他决定去寻找一旦开始就再也无法回头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