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坊后院那棵玉兰树落尽了最后一朵花。花瓣铺在石板路上，被一夜细雨浸得半透明，踩上去不再有沙沙的脆响，而是软软地贴在鞋底，像一层被水浸透的薄纸。小满推开院门的时候，傅绥尔正站在玉兰树下仰头看着光秃秃的枝桠，手里照例端着一杯热乌龙。她说玉兰花期短，从开到落不过十几天，但每年都是它第一个开，等别的花陆续开了，它就把位置让出来，安安静静地长叶子。小满蹲在花盆前给阿依修剪枯叶，说这就是玉兰的性格——不争不抢，开完了就退场，把春天留给后来的人。
院墙上那排花苗已经全部进入了花期。大壮的深紫色花苞已经完全绽开，花瓣边缘微微卷曲，在晨光下泛着丝绒般的光泽。小翠的浅粉色小花密密匝匝地挤在墙头，远远看去像一片淡粉色的云。小晚的淡紫色花瓣舒展开来，比去年大了整整一圈。阿依的淡蓝色小花也开了好几朵，花瓣边缘带着细细的白色纹路，和旁边的深紫、浅粉、淡紫交织在一起，把整面院墙铺成了一片五颜六色的花幕。林薇抱回家的那盆分株也开了好几茬了，她每天早上出门前都会蹲在玄关鞋柜前看一眼那些淡蓝色的小花，然后心满意足地去薇光工作室上班。
沈知意推开工作室的门，把冷柜里谷雨后新到的花材逐样检查了一遍。洋甘菊的花头比清明时又大了一圈，茎干也更硬挺，捏在手里能感觉到那种谷雨时节的雨水滋养出来的饱满。她在备货清单上写下备注：“谷雨后洋甘菊进入盛花期，花头饱满度达到春季峰值，可增加干花相框的备货量。多头康乃馨粉边比去年更鲜艳，适合春季暖色花盒。市集摊位本周六开始增加迷你花束的样品数量。”写完之后她翻回前几页看了看清明时的记录，在“备货量”那一栏加了一行字：“谷雨后雨水增多，干花材需在空调房内晾制，避免受潮变色。”又拿起一枝新到的尤加利叶，摘掉底部的枯叶，银绿色的叶面上覆着一层细密的水珠，在光线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小田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保温袋，雨伞还在门口沥着水，伞尖下面积了一小摊水。她把保温袋放在工作台上掀开盖子，热气腾地冒出来，麦香混着红糖的甜味在工作室里散开。“沈姐，这是今天凌晨做的红糖馒头。谷雨后面团发酵比清明时更快了，我现在不用再盯着时间了，手指一按面团就知道发好了没有——按下去慢慢弹回来就是发好了，按下去不弹就是发过了，按下去弹太快就是还没发够。”她指了指馒头表面，光滑细腻，红糖的色泽分布匀称，表皮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光。
沈知意拿起一个咬了一口，面团的韧劲刚好，红糖的甜味均匀地揉进了每一层面皮里，咀嚼之后舌尖上还留着一股淡淡的焦糖香。她说你现在揉面的手感已经不需要用计时器了，手指就是你的计时器。小田笑了笑，把围裙系上，坐到工作台前，拿起一枝洋甘菊斜斜剪了个新切口。她现在在花坊的学徒生涯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定制订单的客户群已经稳定下来，小本子上记满了回头客的需求。她最近在带陈桂芳学揉面，说陈桂芳现在已经能独立揉面了，手不抖了，还能在馒头表面划出简单的花纹——最简单的十字花刀，蒸出来之后绽开成花的形状。她还在围裙口袋里放了一小袋干面粉，随时准备在做坏的时候加一点重新揉。小田说这个习惯是她教陈桂芳的，她是从何秀兰那里学来的，何秀兰是从沈知意那里学来的。前天陈桂芳做坏了一团面，加水和面粉的时候比例弄反了，面团黏在操作台上弄不下来，她没有慌，自己从围裙口袋里掏出干面粉加了进去重新揉，揉了十几分钟之后面团终于不黏手了。她抬头看着小田，说小田姐，她好像知道自己能救回来了——以前做坏了只会慌，现在知道加干面粉就能救回来。小田说那一刻她觉得陈桂芳真的变了——不是手更巧了，是心里有了底气。
陈桂芳是在谷雨后的第一个周三来花坊的。这次她不是来咨询的——她是来报喜的。她推开玻璃门的时候铜铃在头顶轻响了一声，手里抱着一个用牛皮纸包好的花束，是她自己在花坊体验课上做的。螺旋花束，洋甘菊配勿忘我，中间用白色满天星做过渡，细麻绳绕了三圈，打了个不松不紧的蝴蝶结。她说这是她人生中做的第一束花，想送给傅律师。
她把花束放在咨询桌上，然后在傅绥尔对面坐下来，从帆布袋里掏出一个新买的A4文件袋——蓝色的，比之前那个印着褪色卡通小花的旧文件袋更厚实，封口处有按扣。她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对折了好几次的裁定书，放在桌上，用手指轻轻抚平折痕。她说傅律师，她的保护令批下来了。
法院前天把裁定书寄到了庇护所。她拿到那张盖了红章的纸时在宿舍里坐了很久——宿舍里只有她一个人，同屋的室友去食堂帮厨了。她把裁定书摊在膝盖上，把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反复看了好几遍，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读，连落款的日期和法院的公章编号都没有漏掉。以前她以为“保护”这个词和她没什么关系，保护是别人才能拥有的东西——是电视剧里那些穿着西装的女律师才能帮人争取的东西。现在她手里这张纸上写着她的名字——陈桂芳，后面跟着几个字：“禁止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她的名字和这几个字出现在同一张纸上，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手指在“陈桂芳”三个字上反复描了好几遍。
傅绥尔接过裁定书，逐条核对了一遍。禁止施暴、禁止骚扰、责令搬出共同住所——三个条款都批了，没有任何删减。她又看了看裁定日期，说法院是在陈桂芳提交申请后第四十八小时作出的裁定，比法定的七十二小时还快了将近一天，说明她提交的证据充分，法官不需要再补充审查，直接作出了裁定。这种情况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中不算多见——很多申请者因为证据不足需要补充材料，裁定周期会被拉长。陈桂芳的证据整理得特别完整，每一份调解书、病历、报警记录都按日期排列，对应的家暴事件也都标注了具体时间和受伤部位，法官翻一遍就能看清楚整个家暴的时间线和严重程度。
陈桂芳说她现在每天晚上睡前都会把保护令从文件袋里拿出来看一遍。不是为了确认它还在，是想记住上面那句话——“禁止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以前她觉得这句话是写给电视里才有的那种受害者，不是写给她这样的普通人。现在她看到自己名字和这句话出现在同一张纸上，觉得喉咙被什么堵住了，不是委屈，是一种很陌生的、被人保护了的安全感。她说她这辈子签过很多次名——结婚证上签过，孩子出生证明上签过，调解书上签过无数次。每一次签名都意味着她要承担某种责任——做妻子、做母亲、做调解协议的当事人。这一次签名的意义完全不同——不是她同意承担什么，是法律告诉另一个人：你不能伤害她。
她还从文件袋里掏出一个便签纸，放在保护令旁边。便签纸上写着“稳了”两个字，字迹有些潦草，是何秀兰那天在食堂操作台旁边随手写给她的。何秀兰那天看着她独立揉出第一团合格的面团，撕了张便签纸写了这两个字递给她。陈桂芳把便签纸贴在庇护所床头柜上，每天睡前看一眼，早上醒来再看一眼。现在她把便签纸也带来了，放在保护令旁边——一个是法律给的底气，一个是自己挣的底气。她说这两张纸，她现在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