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结束后第三天，银星资本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公开声明：“基于对监管环境的尊重，银星资本决定正式放弃对华微电子的投资计划。周济桓先生已于今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即日起卸任银星资本CEO一职。”

消息传来的时候，沈既明正在办公室里整理听证会的结案材料。林筝推门进来，手里举着手机，屏幕上是财新网的头条推送——“银星资本CEO周济桓辞职，华微电子安全审查案尘埃落定”。她的眼睛有点红——不是因为哭过，是因为这几天加起来睡了不到十个小时，全靠咖啡和肾上腺素撑着。

“沈律，黎景川先生被免予刑事起诉。”

沈既明放下笔。她预料到这个结果——黎景川在听证会上当庭翻供，提供了对国家安全审查至关重要的证词，商务部向检察机关出具了建议从宽处理的意见书。但真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还是长出了一口气。

“条件呢？”

“五年内限制出境。配合监管部门完成对银星资本的全部调查。”林筝把手机递给她，“另外，陆总刚才来电话了。说黎景川想见你。”

下午三点，沈既明在上海一家康复医院里见到了黎景川。

他坐在轮椅上，面对着窗户。窗外是一个小花园，栀子花开得正盛，香气透过纱窗飘进来。他的手指上戴着康复用的矫形支架——不是治疗，是缓解疼痛。那些手指早就废了，矫形支架只是让他在晚年不至于太疼。

“黎先生。”

“沈律师。”黎景川转过头，声音比听证会上轻了一些，但咬字依然清晰，像是在脑内打了草稿才说出口。

“我应该谢谢你。不是因为你帮我免了刑——是因为你把ACK带到了听证会上。那组电码，我等了十七年。我以为永远不会收到。”

“那是陆砚舟父亲的笔迹。不是我的。”

“我知道。”黎景川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老派的、军人的清澈，“但你把它发给了我。你在交叉质询的时候，可以用那个问题逼我认罪——你可以问我‘黎先生，你是否伪造了陆维庸的信件’，那会让我在专家委员面前失去全部可信度。但你没有。你问了我Acknowledge。你在用我的语言告诉我——你的一切，我们收到了。”

沈既明在病床边坐了下来。床头的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声，心率七十六。

“黎先生，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您在银星潜伏了十七年，伪造了四十七份文件。但您为什么选择在听证会上翻供？如果没有这场听证会——如果没有华微的案子——那些文件会不会就一直埋在地砖下面，直到您去世？”

黎景川沉默了一会儿。他低头看着自己戴了矫形支架的双手，像是在看十根不属于自己的手指。

“我曾经以为我只需要收集证据。等证据足够多，自然会有人来用。但我错了。”他顿了顿，声音沉下去，“二〇一八年，周济桓通过陈知行拿到了一份芯片公司的技术评估报告，然后在新加坡复制了那家公司的整条生产线。那家公司叫中科芯创，被列入实体清单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一千多名工程师，有的去了竞争对手那里，有的转了行。一个技术团队十几年的心血，两年就被抽空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光是收集证据是不够的。我必须等一个公开场合——一个有记录、有国徽、有专家委员会的场合。在那里，我的证词不能被压下去，不能被庭外和解，不能被金钱和游说力量抹掉。所以我继续等。等了六年——等到了你和陆砚舟。”

“为什么是我们？”

“因为你们两个联手做了周济桓最怕的事。”黎景川看着沈既明，眼睛里那种被压抑了太久的光芒再次浮现出来，“他在资本市场深耕了三十年，最怕的不是竞争对手，不是监管者——他最怕的是两种人联手：懂法律的和懂信号的。你们一个能从他的交易结构里找到漏洞，一个能从他的加密通信里截获情报。当你们两个人站在同一张白板前面画图的时候——我就知道，时机到了。”

沈既明离开康复医院的时候，在门口遇到了陆砚舟。他靠在林肯飞行家的车门上，手里拎着一个纸袋。纸袋上印着某家老字号糕饼店的商标——是厦门那家店，在上海没有分店。这意味着他专程跑了一趟厦门。

“你昨晚没在上海？”她问。

“回了趟老宅。把那个铁皮盒子取回来，顺便——买了这个。”他把纸袋递给她，“我爸以前每次见黎叔叔都会带这家的凤梨酥。我想黎叔叔应该很久没吃过了。”

沈既明接过纸袋，低头看了一眼里面的糕点盒。盒子上贴着一张便签，便签上是一组摩尔斯电码。她不需要翻译，她已经背熟了——ACK。

“你送进去吧。他在等你。”

陆砚舟拎着另一个纸袋，走进了康复医院的大门。他走到病房门口，停了一下，然后抬手敲门。

笃，笃，笃。三下。像摩尔斯电码里的S。

门里面传来一声沙哑的“进来”。

他推开门。黎景川坐在窗前，逆光中他的轮廓模糊得像一张黑白老照片，只有那双眼睛还亮着，是照片里唯一没有褪色的部分。

“黎叔叔。”陆砚舟走进来，把糕点盒放在床头柜上，“我爸以前给你买的那种。凤梨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