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支钢笔第三次出现在他梦里的时候，简承聿醒了过来。

不是惊醒，是慢慢地、一层一层地从模糊的梦境中浮上来。他睁开眼，天花板上的裂纹还在那里，和昨晚一模一样，细而深，像一条等着被填满的河。他躺了一会儿，没有立刻坐起来。脑子里还残留着梦的碎片——一支深蓝色的笔，笔帽上有什么在反光，一只手把它放在一张纸上面，纸张发出很轻的“嗒”一声。

他坐起来，看了看电子锁的方向。锁扣上的指示灯稳稳亮着绿色，锁着的。但那道裂缝已经在他心里出现了，比门上的锁更早地裂开了一道口子。

无数片段在脑海里飞速掠过，是属于这一百六十八天的回忆。

自打在这片白色囚室醒来的那一日起，他便在心底恪守着一份属于自己的日历，严谨得如同整理一份实验台账，一天不落，默记下总天数——今日，是第一百六十八天。

这一百六十八天过得混沌又锋利，日子好像被按了快进，可每一日的细节又清晰得刻进骨血。最开始，他被迫适应“林深”这个名字，一遍一遍接收陆维庸灌输的身世说辞，强迫自己熟悉陌生的实验流程；之后日复一日泡在地下一层实验区，处理基因增强的实验样本，不动声色观察整套项目的逻辑，心底持续生出挥之不去的违和。他一面按照对方的要求产出实验记录，一面悄悄在记录本封底藏下私人的推演与怀疑，反复比对林晚辞遗留下来的旧实验痕迹，不断辨析何为真相、何为编织出来的谎言。漫长时日里，钢笔、母亲、孩童的碎片梦境反复造访睡眠，记忆碎块零零星星冒出来，却始终拼凑不出完整的过往。他无数次摩挲机械锁具、门禁系统，默默记下设备运行的规律，忍耐、伪装，把出逃的念头压在心底最深处，直到近期，闪回的画面越来越汹涌，他才正式下定决心筹划脱身。

他凭着残存的资料推算外界时间，失踪那日那个模糊碎片里的孩童两岁十一个月，而今，距离三岁五个月只剩寥寥数日。冰冷的数字沉沉压在心底，可破碎的记忆，并不告诉他，那孩子与自己究竟是什么关系。

而眼下，他开启另一套独立的标记：这是出逃筹划的第一天。他开始想一件事：他必须离开这里。不是“想离开”，是“必须离开”。因为他正在一点一点地靠近某种他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承受的东西——那些闪回的画面越来越清晰，母亲的手、那支笔、那个孩子的轮廓。他觉得自己再留在这里，等到所有碎片拼成完整图像的那一天，站在它们面前的人，可能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他站起来，叠好被子，像过去的每一天一样。穿好白大褂，走到走廊尽头那盏冷白色的灯下面，开始当天的实验。他的动作看起来和平时一样，移液、配液、孵育样本，每一步都精准得像是被测量过的。

陆维庸每天来实验室的时间、换班人员交替的间隙、电子锁更新的频率、监控摄像头扫过走廊的周期。他一面观察，一面在自己的实验记录本上继续补入虚假参数，这是他目前唯一能拖慢研发进度的方式。但虚假数据的干扰效果有限，且容易被复核人员发现规律。他需要一个更彻底的出口——让整个项目无法恢复的出口。他在实验记录本的封底内侧，用自己才懂的方式写下一句话：“核心质粒设计的靶向序列里，存在一个兼容性隐患，在特定条件下会导致脱靶率急剧上升。他们还没有发现，因为它只会在某个特殊的反应条件下触发。我可以让那个条件，在某个时刻被触发。”

这句话他没有写在正文里。他只是把它藏在自己的意识深处，像藏一颗还没决定要不要用的种子。

出逃筹划的第二天，他继续观察。

出逃筹划的第三天，他开始记录换班时间。

出逃筹划的第四天，他发现电子锁在凌晨四点到四点零五分之间，会有一段短暂的信号切换窗口。他不敢确定那是系统维护、信号切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但那五分钟是监控最松懈的间隙。

他开始准备。他需要带走的东西不多：那本实验记录本、一支笔、他能带走的少量的水。还有几页被他反复看过、折在实验服内袋里的旧消防图复印件。他把它们叠好，藏在鞋垫底下，每天穿着它走路，像踩着一个秘密。

等到出逃筹划的第七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拆了一支实验用的可回收笔，把弹簧取出来，卡在门锁的卡榫里。动作很轻，轻到像在拆一个他拆过无数次的东西。电子锁被他卡出了一道极短的延时，零点几秒，刚够他把门拉开的间隙。他不知道这是否有效，就像很多年前他从母亲的旧实验室里学到的那样，用一根弹簧卡住锁簧的方法，在精密仪器尚不普及的年代，那曾是林晚辞习惯用来临时固定培养箱门扣的做法。那段记忆还没有恢复，但他的手指已经学会了那个动作。他知道他只有一次机会，他得抓住那五分钟的窗口。不知这是林晚辞曾教过他的，还是他自己多年前独自琢磨出来的。他只知道，他的手指认得这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