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档案抽出来铺在条案上，用校勘的办法一条条核对。销户的签批人是当时的县丞，名字她不认识。但签批的格式她见过太多了，先写“经查”，再写结论，中间没有任何调查记录。没有走访，没有核实，没有第二个人的签字。

她花了一天写更正意见，用的是《户婚律》里关于户籍登录的条文——户籍三年一造，脱漏者罚，虚报者杖。她没有在更正意见里指责任何人。她只是把销户的程序漏洞一条条列出来：没有调查记录，没有复核签批，没有通知当事人，没有在乡里的花名册上注销，只在县册上盖了一个戳。最后附了租税记录作为佐证。写到傍晚她把笔搁下来重新看了一遍，改了两个字的用法——把“不合规”改成了“与律不符”。在桂州的县衙，用律法的原话比用自己的话管用。第二天一早她把更正意见送到了县衙。

县衙的书吏拿着文书翻了半天，抬头问她你是哪个衙门的。她说桂州录事参军署，案卷校勘。书吏把她的文牒翻出来看了看，上面有郑卿的批注。他没有再问。

补籍的批文三天后下来了。

渔民的儿子叫阿顺。二十出头，是附近几个村子里唯一能认全字的年轻人。他不知道是谁帮他办的这件事。他从县衙出来的时候在街口碰见了沈约，她刚把另一份旧卷送去书吏那里。阿顺追上去，站在她面前，嘴张了两次才问出来：他父亲的名字还能不能补进户籍里。

沈约说已经补了。阿顺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他蹲下去，把头埋进膝盖里。沈约站在旁边等他。街上有人挑着担子经过，扁担吱嘎吱嘎地响。阿顺站起来的时候眼睛红了一圈，但没有哭出来。他说谢谢。沈约说不用谢，去县衙领新的户帖就行。他点了点头，转身往县衙的方向跑了，跑到街角的时候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回到旧书库。在条案上摊开一张纸边，她在纸边的左侧竖着画了一道短杠，旁边写了一个“一”字。

一个人。今天她给的是一份户档更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文书。但一个人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了花名册上。

接下来一个月她用同样的流程往桂州下面的几个县跑。桂州管辖五个县，每个县的旧册里都有几份程序有问题的销户档案，有的是县丞换任的时候顺手清理的，说是“清理冗余”，实际上就是把找不到人的户头一笔勾掉；有的是差役为了完成催税指标虚报的逃户，人还在村里种地，名册上已经写了“逃亡”。

她一份一份查，一份一份写更正意见，一份一份送去县衙。有些县的书吏配合，有些不配合。不配合的她就把法条原文抄一份附在后面，《户婚律》写得很清楚，虚报户口的杖八十。书吏们看完法条以后大多不再为难。有一个县的县丞亲自来找她，问她凭什么翻十年前的旧账。她说不是翻旧账，是把漏掉的人补回来。县丞说那些人可能早就死了。她说死了也应该有死亡记录，不能用“查无此人”代替。县丞看了她半天，转身走了。第二天那个县的三份销户档案全部被撤销了。

有一次她在一个村子里走访，遇到了一个老妇人，老妇人的丈夫在二十年前被标成了“逃亡”，实际上人就在村里种地，从来没离开过。老妇人说她去县衙问过三次，每次都被赶出来。二十年了。沈约帮她写了更正意见，一周以后老妇人的丈夫重新出现在花名册上。老妇人走了三十里路来谢她，带了一篮鸡蛋。沈约没有收鸡蛋，但她收了篮子里垫着的那张荷叶，荷叶很大，叶脉完整，她把它夹在手稿的第三页和第四页之间。

每处理完一个案子她就在那张纸边上加一道杠。四道竖杠加一道横杠算一组，像记账，到了月底纸边上排了十七道杠。端砚压着白纸的角，纸边贴在隔板侧面，两张纸挨得很近。风从窗口吹进来的时候纸边会轻轻地拂到白纸的边缘。

裴衍有一天来旧书库取东西，看见了隔板上的计数杠。他站在那里数了一遍。十七道。他没有问那是什么。他看完以后把目光移到旁边那张白纸上，白纸上的字他已经看过很多遍了。他把手伸到隔板后面摸了摸牛皮纸袋。

有一天晚上她整理完当天的更正意见，坐在旧书库里发了一会儿呆。蛙声照旧大得像吵架，灯芯烧得很短了，火焰发红，照出来的光比平常暗。

她拿起笔，翻到手边那沓法条手稿的最后一页。手稿的正面写满了字。她把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她在空白处的右下角用很小的字写了一个名字：沈文远，写完把笔搁下来，把页面翻回正面，搁在桌上。

灯芯跳了一下。她按矮了灯焰，关上了窗，窗外的蛙声隔了一层木板，闷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