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因为心情低落，本不打算继续记录生活的。昨日是国家公祭日，默哀了一分钟，今天情绪更差，索性拒绝敲键盘——作为情绪型选手，在“罢工”这件事上我倒一向情有独钟。不过傍晚出去买饭时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心里一动，忽然就想撇开自己的情绪，继续写点什么。

下午四点多，借着出门觅食，顺便取两个快递，便骑上我的小电驴到了驿站门口。刚停稳车，迎面走来一位盒马小哥，手里提着一袋橙子，怯生生地问我：“小姐姐，能不能关注一下盒马公众号？我们新店开业，有活动。”我摇摇头说“不用了，谢谢”，礼貌地拒绝。但他又坚持劝了两句，我几乎没敢看他的脸，只顾低头锁车，随后快步走开了。本来事情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等我取完快递出来，看见他依然提着那袋橙子，追着路人询问，跟着别人的脚步慢慢挪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这时另一位没穿制服的盒马小哥见我正要骑车，跑过来问我要不要扫码关注，我再次摇摇头：“抱歉，有点急事。”他又解释了几句，说新店开业有赠品，麻烦支持一下。可我仍是摇头，拿好东西，跨上车就离开了。

从什么时候起，我们面对“新店开业、扫码关注”这类事情变得如此小心翼翼，甚至胆战心惊，非要一次次硬起心肠拒绝推销、警惕所谓的“好意”？大概是从电信诈骗被大量曝光，从缅北事件进入公众视野，从接连出现的青少年失踪案，从全民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开始——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们：骗术越来越高明，反诈却总是被动。谁也不敢保证，随手一扫会不会就落入新一轮的诈骗陷阱。毕竟早有扫二维码钱财尽失的先例，而一个小小的二维码，又怎能指望普通百姓轻易分辨真假？

可是，这样冷漠的应对背后，实则是把不信任与防备拉到最满。我们不再相信天上掉馅饼，甚至不再轻易相信一个人的真心——毕竟骗子若想得手，第一件事就是获取你的信任。回程路上，我不禁有些难过。难过的是，曾经那个如桃花源般的生活环境，似乎真的成了遥不可及的过去。

我所说的“桃花源”，要从我的出生地讲起。那是一个靠海的小镇，从小我们一群孩子在各村镇之间玩耍，从未听说过谁家孩子失踪。路过大人身边，常被认识的、甚至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叫住打招呼，或是听到他们低声嘀咕：“这娃娃长得好像某某家的……”如果有孩子意外夭折，整个村镇都会笼罩在悲伤里，家家户户借此叮嘱自家孩子，言语间满是对生命逝去的叹惋。

村镇的道路总是细长，仿佛看不到头。上学的孩子三三两两走在路上，几公里的路程，心里却没有害怕。要是遇到落单的孩子，路过的人——不论熟识或陌生，不管骑车的还是开车的——只要车上还有空位，总会探出头问：“你是哪家的？顺路的话捎你一程吧。”孩子便能开心地上车，安稳地在离家不远的路口下来，有时还会收到一两句嘱咐：“好好读书，争取拿三好学生呀！”

那时候的我们是不怕的，不怕熟人，也不怕生人。在家的孩子常听父母说：“今天下班路上碰到谁家孩子，顺路载了一程”，或是“帮了不认识的人一点忙，到家晚了些”。就我自己而言，光是同一个村镇的摩托车后座就坐过不知多少回，更别提那些完全陌生的顺风车——有隔壁镇骑半旧摩托的黄发青年，看我独自走在堤坝上便停下来问路；也有四轮的私家车，甚至高大卡车的副驾驶。我坐在卡车上兴奋地说“这车真酷”，开车的叔叔只是笑：“好好读书，我们当年就是没条件才出来跑运输。”

那时人与人之间，猜疑似乎很少。各种小商品上门推销，妈妈买过一批又一批。我印象深的蒂花之秀和好迪，在那个年代正是靠着一家家的地推和口碑，建立起信任、打开市场。可现在，这条路仿佛被堵死了。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再轻易相信，东西送不出去，顾客不去体验，买卖关系也就无从建立。

2019年之前的申城，是我来到这里的第三年。那时我们扫街探店，领取各种赠送的小玩具，一群小姐妹吃喝玩乐，到处是欢声笑语。入住宿舍第二天，几个房间的姑娘就拉了个群，简单自我介绍后，下一个周末便能约着逛遍各大景点。年轻人的快乐很简单，一两个朋友，一起吃吃喝喝、散步聊天，就能开心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