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风从半开的窗户挤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味。办公室里有人在咳嗽，有人小声打电话，日光灯嗡嗡地响。百叶窗把下午的阳光切成一条一条的，落在灰色的地毯上，像一架巨大的琴键，却没有声音。

老周走进来的时候，没有人抬头。

他在这里干了很久了——久到他自己也说不清具体是多少个春天。他只记得刚来那年，窗外那排香樟树还没这么高，他在树下接过人事递来的工牌，照片上的人头发还是黑的。现在树已经长到四层楼那么高了，他的头发也白了多半。

他今天来，不是为了上班。离职手续已经办完了，他只是来跟老刘说一声再见。

一

老刘比他晚来两年，两个人算是这家公司里交情最久的老同事了。此刻老刘正端着那个搪瓷茶杯，杯壁上“先进工作者”的红字已经磨得快看不见了，像个年代久远的墓碑。他们坐在大开间角落的两把空椅子上，像两块被春天的雨水冲刷过的石头，沉默了很久。

“定了？”老刘问。

“定了。”老周说，“下周三走。”

然后老周就开口了，像是有什么东西终于绷不住了。他说得很慢，有时候会停下来想一想，有时候会笑一下，那笑容里没有高兴，也没有苦涩，就是很平的一个弧度。

他来的时候是经理。那时候公司还没这么大，人也少，老板跟员工之间隔着不过两间办公室。他带着团队做了好几个项目，那时候觉得在这家公司干到退休，应该没什么问题。

后来公司要开拓新业务，老板找他谈话，说这块新业务很重要，只有他最合适，让他去当技术负责人。他去了，从零开始搭团队、建体系、带项目，把自己从一个管理者变成了一个更纯粹的技术人。他手底下有过几个人，最多的时候有七八个。那些年轻人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是他一个一个手把手地带出来的。

然后人开始走了。

走的理由都一样——待遇不行。外面随便一家公司开的工资都比这里高，福利也比这里好。公司的员工手册隔三差五就出一个新版本，限制出差标准，限制请假天数，限制报销额度，以前有的补贴一点点地砍掉了。留下来的福利，约等于零。有本事的人当然不愿意在这儿耗着。

人走光了。他手底下，最后空无一人。

他去找老板谈过一次。老板把他叫到小会议室，玻璃墙的那种，外面所有人都看得见。老板说：“老周啊，你们部门人走得有点多，有人跟我反映，说你管教不言，底下的人没有约束，所以都跑了。”

老周坐在那里，看着老板的脸，忽然觉得有点恍惚。他想说：人走了是因为待遇不好，这个你难道不知道吗？他想说：我手底下总共就那么几个人，新人进不来，老人留不住，这跟我管教有什么关系？

但他最后只说了一句：“你是不是想赶我走？”

老板笑了一下，说：“不是，就是最近人走得有点多，所以发发牢骚。”

发发牢骚。

老周后来反复回想这四个字。一个人被调了岗，手底下的人全跑光了，被扣上“管教不言”的帽子，然后老板说这是“发发牢骚”。

二

比工作更难熬的是生活。

老周原来住的是公司安排的单人间。不大，但安静。他年纪大了，作息规律，每天晚上十点来钟就要睡觉，早上自然醒。这样的作息他维持了大半辈子。

年初的时候，公司搞了一次“资源优化配置”，重新安排宿舍。老周被调到了一个四人间。同住的三个小伙子，都是二十出头，每天晚上加班到八九点才回来，然后打游戏、刷短视频、跟对象打电话，一直闹腾到凌晨一两点。老周试着戴耳塞，试着用眼罩，试着躺在床上数羊，都没用。他的身体像一台老旧的钟，到了点就自动要停摆，可周围的声音硬是不让它停。

他去找人事，很客气地说：“能不能给我换个宿舍？或者跟年轻人协调一下作息？”

人事的小姑娘也很客气，说“周工您放心，我们协调一下”。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又过了一阵子，同宿舍的一个小伙子申请调走了，理由是“宿舍环境不适应”。然后老周被叫去谈话了。这次不是人事，是他的部门负责人张经理，一个比他年轻不少的人。

张经理说：“周工，有个事情跟你反馈一下啊，就是宿舍那边，有同事反映你打呼噜的声音比较大，影响了别人休息，你看这个事情……”

老周愣住了。他打呼噜？他承认，年纪大了，睡觉确实会打鼾，这是生理现象，他也控制不了。但问题是，他被安排到一个年轻人的宿舍里，年轻人的作息和他完全不同，他影响到了别人，别人也影响到了他——为什么最后变成他一个人的问题？

张经理接着说：“那个小伙子说是因为你打呼噜他才走的，所以上面有点意见，觉得你是不是……”

“觉得我是不是把人家逼走了？”老周替他说完了。

张经理没吭声，算是默认了。

老周想笑，又想发火，最后什么都没做。他去找老板说了这件事。老板正在看手机，头都没抬，说了一句：“哎呀，早知道给你安排公寓了，但是都这样了，多说也无益。”

多说也无益。

老周从老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脑子里反复转着这句话。他想：早知道？你是老板，你早不知道吗？你就算早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就不能做点什么吗？但老板说了“多说也无益”，那就是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他后来又想了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被调到四人间，跟三个作息完全相反的年轻人住在一起，然后他打呼噜影响到了别人，别人走了，责任又落回到他头上。这个链条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在作决定。调宿舍是人事决定的，分配到哪个房间是有人安排的，出了矛盾之后的责任认定是有人作出的。如果没有上面的授意，人事会这么干吗？

老周觉得不会。他不愿意把人想得太坏，但他活了大半辈子，知道有些事情不是偶然。

“有什么是真的？有什么是假的？”他跟老刘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大，像是在问自己，“你们是真不知情吗？”

老刘没有回答。他端着那个搪瓷茶杯，拇指在杯沿上来回摩挲着。

三

老周其实不是没有地方去。

他在这个行业干了大半辈子，技术是过硬的。外面一直有人想挖他，包括一个姓李的老板，之前找过他两次，他都婉拒了。不想走，不是因为待遇，是因为感情。他在这家公司干了这么多年，认识的好朋友都在这里了。每天上班，跟老刘打个招呼，跟隔壁工位的小陈说几句话，中午一起下楼吃碗面，这些细碎的日常，对他来说比工资条上的数字更重要。

但现在已经待不下去了。

他拿起手机，翻到李老板的号码，打了过去。

“李总，您之前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了：“算数！当然算数！老周你终于想通了？”

“算数那我就去了。”

“好啊！就这么说定了！你来了之后，我给你搞个庆功宴，奖金也少不了！”

老周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阳光正慢慢从桌面上退走。他说：“算了，都是老熟人了，不需要那么多场面。我过几天就过去。”

挂了电话，他坐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他看了一眼旁边那个空着的工位。那是小陈的位子。小陈上个星期刚走，一个女同事，听说也是被逼走的。什么杂活都扔给她，加班加到很晚，还要被骂。她走的那天，老周帮她把纸箱搬到车上，小陈说“周工，您也早点打算”，老周说“好”。

现在他真的打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