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骋办公室。

系里一个小型研讨会刚散，徐清远留了下来，与陈骋喝茶闲聊。话题从国内的物价聊到了国际资本的动向。

徐清远推了推眼镜，“陈教授，我最近看到一份材料，提到索尼在消费电子业务上，似乎有战略收缩的迹象，可能和他们重点投入的图像传感器新业务有关。当然，这只是海外媒体的一种猜测……”求学背景的差异让徐清远对于国际经济的关注度远高于系里其他的老师。

陈骋缓缓点头，沉吟道：“索尼的多元化一向激进。不过，他们在消费电子根基很深，这块市场，是说放就能放的吗？”

苏青禾在一旁帮陈骋整理书稿和信件。听到两人关于索尼的讨论，很自然地接了一句：“不是战略收缩，是战略性重组和外包。”

徐清远和陈骋的目光都转向她。

见两人看过来，苏青禾停下动作，“上个月的《南华早报》和《日经新闻》都有分析。索尼并没有放弃品牌，而是将中低端随身听的生产，逐步转移到了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合资工厂，同时关闭了日本本土两条老旧生产线。他们内部称为‘成本优化与供应链再布局’。核心的研发和高端产品线，仍然留在日本。”

苏青禾回忆了一下，补充了一个更具体的数据支撑，“根据索尼上月发布的财报摘要，音频部门在东南亚的资本支出增加了近两成，但运营成本下降近一成。这应该就是在为转移产能做准备。他们的核心精力，确实像徐教授说的，正在向图像传感器和即将推出的游戏机业务倾斜。”

办公室里一时安静。

徐清远提到的是猜测，是模糊的、方向性的，而苏青禾给出的，是具体的战略动作、转移地点、财务数据和清晰的业务优先级。这之间的信息密度与准确度，差距巨大。

陈骋显然也意识到了，探究问道：“青禾，这些……你是从哪里看来的？”

苏青禾心里微微一动。她看着陈骋和徐清远的反应，忽然意识到——周延璋带给她的那些外文报刊，在这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分量远比她想象的重。她前世习惯了信息轰炸，拿到这些资料时没觉得多稀奇。可对此刻的陈骋和徐清远来说，这些是前沿。

苏青禾稍稍一愣，随即找了个最稳妥的理由：“哦，是……之前在图书馆看到过的一些外文报刊，结合近期《经济日报》上关于跨国企业产业转移的报道，可能……理解得有偏差。”

陈骋点了点头，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一瞬，没再追问，只是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看来，现在的图书馆，资料更新得挺快。”

三人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陈骋和徐清远聊着学校后续的一些教学安排，苏青禾继续整理着陈骋案头堆积的各类文书。

她的目光被一份印刷精美的英文邀请函吸引。标题是“国际转型研究论坛”，副标题写着“经济、法律与社会结构的比较视角”。主办方是“欧洲政策与法经济学研究会”，地点在维也纳。

议程设置看起来非常理论化，《产权理论与市场构建》、《现代法治原则的探讨》命题宏大。

苏青禾看着这份邀请函心里一沉。

这个研究会她没听说过，但她太熟悉这种学术叙事框架了——将一套源自特定历史经验的经典理论模型，包装成市场经济转型的“标准”分析框架。议程里透出的预设，与陈骋所深耕的、更注重本土实践复杂性的研究路径，隐隐有些格格不入。

苏青禾放下邀请函，对刚送走徐清远的陈骋问：“老师，您要去参加这个维也纳的会？”

陈骋闻言抬头，笑了笑：“嗯，主办方很热情，邀请函发了好几次。议题代表了一派学术观点，去听听也好，兼听则明嘛。”

“怎么，有兴趣？”

苏青禾斟酌了一下用词：“老师，看内容，这议程的理论预设似乎非常强。好像不纳入他们的分析范式，转型研究就不够标准似的。”

陈骋不以为意地摆摆手，“青禾，做学问，不能固步自封。他们有他们的理论范式，我们有我们的问题意识。听听无妨，学术观点总是在交流中碰撞、深化。你老师我，这点鉴别和消化能力还是有的。”到了陈骋这个水平的学者都是自信的，特别是现阶段的国内学者对国际交流更有着天然的看重。

苏青禾没把自己真正的担心说出来，她不觉得自己三言两语就能说服陈骋。

从办公室出来，苏青禾在楼下的电话亭拨通了周延璋的号码。响了两声，那头接起来。

“你好，省进出口委。”

“是我，还没下班？”苏青禾握着话筒，听到周延璋平稳的声音笑了。

“嗯。晚上一起吃饭？”

“算了，刚从陈老师那儿出来，晚上还有作业。今天在陈老师哪儿看到一份邀请函……”苏青禾把邀请函的事说了一遍。

“……我觉得那个基金会有点问题。”苏青禾面对周延璋就说的很明确了，“议题设置看似中立，但内核指向性很强。披着学术的外壳，做的可能是观念渗透的事情。”

她顿了顿，还是点了出来，“操作手法，和之前某些机构在苏联地区活动时宣扬的范式，有些神似。”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周延璋没有立刻给出判断。

“我明天正好要去陈老师那儿。”他说，声音低了些，“到时候我也看看那份邀请函。”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