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姜蓝没去所里报到，直接骑了电动车往西城第八分部走。小刘发来的地址在一条窄巷子里，两边是修车铺和废品回收站，路面坑坑洼洼，电动车颠得她好几次差点咬到舌头。

到了地方，她发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快递站。院子很大，停着七八辆三轮车，还有两辆厢式货车。铁皮棚子下面堆着小山一样的包裹，分拣线在嗡嗡转，十几个穿工服的人各忙各的，空气里弥漫着胶带和纸箱的味道。

她推开办公室的门。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电脑前，没穿工服，脖子上挂了个工牌，写着“站长陈国强”。他抬头看了姜蓝一眼，又看了看她的警服。

“啥事？”

姜蓝把手机里的截图递过去，把情况说了一遍——小孩被遗弃在派出所门口，监控拍到上了你们站的一辆三轮车，想请您帮忙认一下这个人。

陈国强接过手机看了几秒，把手机还给她，表情没怎么变，但语气明显收紧了：“我们站一百三十多个快递员，高峰期还有兼职，你这个截图啥也看不清，我认不出来。”

“我知道，所以想请您帮忙，让我在这儿等一等，或者把最近一个月出车记录调出来——”

“出车记录不能随便给人看。”陈国强打断她，声音不高，但很硬。

姜蓝没退，把警官证从兜里掏出来，放在桌上，翻开，正面朝上。“这不是随便给人看，是办案。”

陈国强盯着那个警官证看了两秒，又把姜蓝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像在掂量她说的是不是真的。最后他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花名册，翻开，推过来。

“你自己看，但别拍照，别带走。”

姜蓝说了声谢谢，坐下来翻。花名册上每个快递员都有照片，一寸白底，表情要么是僵的、要么是没睡醒的样子，跟监控里那个模糊的侧脸根本对不上。

她翻了两遍，找不到任何一个能让她心里“咯噔”一下的人。

“有没有最近两个月新来的？或者兼职的？不在花名册上的？”

陈国强想了想，朝窗外喊了一声：“老刘，把上个月那个临时工的登记表拿来。”

叫老刘的人从货堆后面探出头，应了一声，磨蹭了一会儿，拿了一张皱巴巴的A4纸过来。上面手写了七八个人的名字、电话、身份证号，字迹潦草得跟心电图似的。

姜蓝一个一个看过去，手指停在第四行。

“杨厂”。

她把这个名字记下来，没有声张。然后问陈国强：“这个人现在在吗？”

陈国强看了一眼墙上的排班表，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杨厂……哦，那个话不多的，跑城西那条线。今天应该在，还没回来吧？老刘，杨厂回来了吗？”

老刘站直了往院子里张望了一圈，指着一辆刚刚停进来的三轮车：“那不就是，刚回来。”

姜蓝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那辆三轮车熄了火，车门打开，一个男人跳下来。

深色冲锋衣，黑色鸭舌帽。

她的心脏猛跳了一下，但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她回头看了一下监控截图——帽檐压低的弧度、冲锋衣的领子立起来的方式、甚至他下车时先迈左腿的姿势，都和监控里那个人重合了。

她站住了，没动。

那个男人——杨厂——从车上抱下一摞快递箱，放到分拣线上，跟旁边的人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转身往办公室这边走。

他走近了，姜蓝看清了他的脸。三十岁左右，瘦，颧骨突出，眼窝有点深，嘴唇干裂起皮。不是那种坏人相，就是一个被生活揉皱了的、很疲倦的普通人。

他走到门口才注意到姜蓝。看到她警服的一瞬间，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像被人按了暂停键。

然后他的嘴唇开始微微发抖。

姜蓝没说话，侧身让了一下，指了指办公室里面，语气跟平时问路差不多：“进来，有个事问你。”

杨厂没有跑，也没有辩解，甚至没有问什么事。他低头跟着姜蓝走进办公室，陈国强很识趣地站起来说“我去外面看一看”，把门带上了。

姜蓝把警官证放到桌上，指着椅子说“坐”。

杨厂坐了。他把鸭舌帽摘下来，攥在手里，帽子已经被汗浸透了，帽檐那里有一圈深色的汗渍。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膝盖，不说话。

“4月17号凌晨两点五十二分，你在哪里？”姜蓝的语气很平，不像审讯，更像在核对比她事先准备好的答案。

杨厂没回答。

“你在派出所门口放了一个纸箱。”

他肩膀抖了一下，幅度不大，但姜蓝看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