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穿过了，要洗了。明天不穿了，留着以后重要的日子穿。”

“重要的日子？比如？”

“比如奶糖会走路那天，比如他上幼儿园那天，比如他上学那天，比如——”杨厂停了一下，“比如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天。”

姜蓝没有说话。她站起来，走到阳台，把晾衣架上的衣服收下来。阳光已经没了，天快黑了，小区里的路灯亮了，院子里的树在风里摇晃着，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只剩光秃秃的枝条，像一支支向上伸出的笔。

“杨厂。”她抱着收下来的衣服走进来。

“嗯。”

“明年这个时候，奶糖就会走路了。”

“后年这个时候，他就会跑了。”

“大后年这个时候，他就会跟你顶嘴了。”

杨厂笑了。“像我。我小时候也爱跟我妈顶嘴。”

“你现在也爱跟我顶嘴。”姜蓝把衣服放在沙发上，拿起一件杨厂的T恤开始叠。叠衣服的动作跟她做其他事情一样利索，像是有某种强迫症。

“我什么时候跟你顶嘴了？”

“刚才。我说你把他弄哭了，你说他本来就要哭。那不是顶嘴是什么？”

杨厂张了张嘴，想反驳，又闭上了。过了几秒，他说：“那不算顶嘴。那是讨论。”

姜蓝看了他一眼，把叠好的T恤放在一边，又拿起一件。

“行。讨论。”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客厅里只有叠衣服的声音——布料摩擦、折叠、压平、放下。奶糖在杨厂怀里已经安静了，趴在他肩上，眼睛一闭一闭的，快要睡着了。

“姜蓝。”

“嗯。”

“我们今天结婚了。”

“你说过了。”

“我想多说几遍。因为我不太敢相信。”

姜蓝把最后一件衣服叠好，堆成一摞，站起来，走到杨厂面前。奶糖趴在他肩上，只露出一只耳朵和一簇头发。她伸手摸了摸那只耳朵。耳朵很软，软骨还没有完全长好，可以随意弯折而不伤到。

“杨厂，你看看床头柜。”

杨厂转过头，看着床头柜。床头柜上空空的，只有那本快递公司操作手册。他看了几秒，没看出什么。

“怎么了？”

“再看。”

杨厂又看了一次。这次他看到了——在操作手册的右下角，压着一样东西，露出一个小小的角，是红色的。他用空着的那只手把操作手册掀开，下面压着一本结婚证。姜蓝的那本，封面上还留着奶糖的牙龈印。

“你不是带走了吗？”杨厂的声音有点抖。

“带走了。又带回来了。”姜蓝说，“你的那本在你心里，我的这本，放在你床头。”

杨厂看着那个红色的小本本，看了很久。奶糖在他肩上已经睡着了，呼吸声细细的，均匀的。他的眼眶又开始了那种热，但这一次他没有让眼泪流下来。不是忍住了，是不想哭。今天是高兴的日子，不能哭。

他深深地、慢慢地、把那股热意咽了回去。它经过喉咙的时候有点疼，但是值得。

“姜蓝。”

“你都叫了一天了。还没叫够？”

“一辈子都叫不够。”

姜蓝伸出手，把奶糖从他肩上接过来。奶糖被换手的动作晃了一下，皱了一下眉，但没有醒。她把奶糖放到小床上，盖好小毯子，小鸭子放在他的枕头边上。

她转过身，看到杨厂还站在那里，手里还捏着那本结婚证，翻开着，看着那张照片。

“杨厂，你再看，照片就要被你看出洞了。”

“不会的。我看不腻。”

“你看不腻，饭要凉了。排骨汤还没喝。”

杨厂把结婚证合上，放回床头柜上，这次没有压任何东西。它就那么孤零零地躺在那里，红色的封面，烫金的字，像一个刚刚到达、正在等待被打开的礼物。他走出房间，走到厨房，打开锅盖，排骨汤还温着。他盛了两碗，端到茶几上。

姜蓝已经坐好了，手里拿着勺子，敲着碗沿，叮叮当当的，像在弹一首没人在意的曲子。

“姜蓝。你今天那个问题，我没回答完。”

“哪个问题？”

“你说怎么对你好。我说了一辈子，你觉得够吗？”

姜蓝放下勺子，看着他。

“不够。”

杨厂愣了一下。“那还要什么？”

“还要你每天都像今天这样，叫我名字的时候，声音跟叫别人不一样。”

“我本来就是。”

“我知道。但你要保持。不能领了证就变了。”

“不会变。”

“说话算话？”

“算话。”

“那行。喝汤。”姜蓝端起碗，喝了一口，汤还是那个味道，排骨炖得烂烂的，枸杞红红的，汤是乳白色的。她喝了两口，停下来，看着杨厂。

“杨厂。”

“怎么了？不好喝？”

“不是。”她把碗放下，抽了张纸巾擦了擦嘴，看着他的眼睛，慢慢地说，“我今天很开心。”

杨厂端着碗的手停住了。汤洒了一点出来，落在他手指上，汤很烫的，但他没有松手。他看着姜蓝，姜蓝的眼睛里有一点光，不是泪光，是那种很纯粹的、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光。

“我也很开心。”他说。

两个人喝着汤，在不太亮的客厅灯光下，奶糖在小床上睡着，小鸭子在他枕头边上躺着，床头柜上的红色小本本安安静静地散发着它特有的、庄重而温暖的光。窗外的月亮又升起来了，今天不是很圆，但很亮，把整个小区的楼顶都照成了银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