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绳子，法医老延有些不同的看法。

凶手在三起案件中使用的都是尼龙绳，但每一款的纤维结构和化学成分却不尽相同。

假设对方真的是一个有经验的案犯，那她/他肯定知道，哪怕是同样材质的绳子，其中的纤维结构和化学成分也会出现微妙差异。

光说凶手用到的三条灰色尼龙绳，这些尼龙绳的构造不同，有单丝的，比如钓鱼线那样的；也有多丝的，比如攀岩绳。

所以，频繁更换绳子反而会增加不确定性。

“什么意思？”老常的徒弟提出疑问。

“意思是，对方根本就是故意的！她/他很可能在测试我们。”说话的是队里的心理侧写师，她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气质飒爽。

“现场没有提取到除死者以外的痕迹，说明凶手的性格谨慎。但这样谨慎的人，怎么可能会遗漏纤维痕迹？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她/他是故意的！对方在看我们能不能从这些绳子上找到她/他的DNA、指纹，或者其他的东西。她/他在和我们玩游戏，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

侧写师的这番话，令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由升起一股寒意。

不是害怕。

是他们忽然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很可能不是因冲动而作案的凶手，对方的思维冷静、且享受过程，她/他大概率把自己当成了猎手。

她/他在戏弄他们这些执法者。

情报组将三起案件的死者信息做了交叉对比。

第一起案件的出租车司机，姓赵，籍贯在绿省，就业中心的系统记录着他来都城务工的时间，十五年前。

他刚来都城的头三年一直处于灵活就业的状态，第四年才入职现在的出租车公司。他的社交圈有限：几个开出租的同事、楼下小卖部的老板、偶尔约会的几位女性——都是在相亲网上认识的，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

他近一个月的通话记录中，总共联系过的号码有三十四个。其中十三个被他存在通讯录里，有名字和关系备注；另外二十一个是陌生号码，经过核查，七个是骚.扰电话和广告推销，剩下十四个都是他在相亲网上认识的。

第二起的受害人，姓钱，户籍落在原省。十三年前从家乡到都城至今，一直没有固定职业。

他比赵姓死者小一岁，但社会关系要复杂得多。

因为案底，导致他一直找不到正式且长期的工作，于是钱姓受害人常年混迹在各种灰色地带，认识的人也五花八门。可他的紧密社交圈同样不大。女朋友、在老家的父母和姐姐，还有几个和他一起在劳务市场等活儿的同乡。

他通讯录里那个没有登记身份信息的号码，被情报组列位重中之重。组员们费了好一番功夫，只能查到这个号码和第二起受害人联系过的记录，其他什么也没有。

第三起受害人的身份已于案发翌日确认清楚。

死者姓孙，也是四十三岁。户籍位于庆省南市，来都城是为了做点小生意。准确的说，是给各个工地输送临时劳动力的个体中介。

孙姓受害人已婚，有孩子，但平时由妻子带着在南市生活。只有在孩子学校放假的时候，妻子才会带孩子来都城和他团聚。

邻居说，死者每天早出晚归，偶尔会带几个男性友人回来喝酒，但次数不多。

或许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孙姓受害人的通讯录里存着近四百位联系人，社交圈比前两个大得多。但除家人之外，全部都只涉及工作上的往来——包工头、工地负责人、还有人事部或者财务部的工作人员，余下的都是从他手里介绍去工地务工的人员。

他的私生活干净，也简单。

唯一的社交软件上，聊得最多的就是他的妻子，朋友都没见几个。情报组通过聊天记录能看出来，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好。当然，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很不错。

是个性格相当温和的老实人。

所以，情报组认为，凶手杀害孙姓受害人的原因，极大可能不涉及到情感关系。

案件的调查到这里被迫中断。

这三个人的籍贯不同、职业不同、连年龄也不尽相同，且生活轨迹没有任何交集。

情报组调出比对报告的时候，吴队盯着投影幕布看了半晌。

当然，除他以外，其他同僚的表情也不是太好。

“没有交集、没有共同去过的地方、也没有共同的联系人，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基站的范围内同时出现过。”情报组组长拉长脸，语气低沉地说着这个坏消息：“都城就这么大，偏偏他们三个像三条平行线，在茫茫人海中一次都没有交叉过。我说白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吴队仰着头靠在椅背，他打开烟盒，里头的烟还剩两根。

他取出一根叼在嘴里，没点。

·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

专案组再次走访三个案发现场周边的人家，共四百多户，询问笔录收集了七百多份；监控调取了方圆五公里内所有能用的录像、将近两千个小时的视频素材，四位年轻民警两人一组地看录像，六小时轮换一次。他们在录像里找到无数辆黑色电瓶快递车，但最终的核查结果，无一例外都是“排除嫌疑”。

法医对三具尸.体做了至少三次复检，试图找到一点有效的微量物证。老延甚至自费让省厅的法医实验室做了一次更全面的毒物筛查，结果仍然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药物成分、没有任何外来的DNA，也没有任何能指向凶手的生物检材。

用老延的话来说，就是“干净得像新生儿的胎便”。

痕检科将三起案件现场中提取到的所有物证又重新过一遍。

老常驱车去隔壁市，把退休多年的师傅“请”回来。两人顶着白头发，用马斯曼探针在纤维缝隙里找细胞。

正常人在戴着手套作业的时候，多少会有些汗液渗透、或者皮肤摩擦脱落。但几个通宵过去，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上皮组织。

“除非凶手不止戴了手套，她/他还可能穿着件大白服，拿着消毒剂把案发现场全面消杀一遍。”老常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嘲讽，“妈的，医院都没她/他收拾得干净！”

但最令人崩溃的点在于，这三起案子都是密室作案。窗户、大门，全都从里面上了锁，连排水口都让密封得紧紧。

总不能是从马桶管道里爬出来的吧？

又不是演恐怖片！

案发后的第八天凌晨，会议室里的烟灰缸又满了。

有人趴在桌上小憩，有人在角落里不停打电话，甚至有人盯着白板上那三张死者的照片发呆，嘴唇翕动着，小声问照片里的人：你们到底得罪谁了？

老常的徒弟是整个会议室里最年轻的职员，今年刚满23岁。

他已经连续工作近三十个小时，中途只靠在椅子上眯了不到两个钟。小孩儿的眼圈发紫、嘴唇干裂，下巴上冒出一层青黑色的胡茬。

他翻完档案册里的最后一张报告，仰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很轻地笑一声。

“怎么可能会有案子一点痕迹都找不到？”小孩儿摘下眼镜，露出太阳穴边上那两条被镜腿压出的红痕，“除非凶手不是人，不然我真的找不到理由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一年以来，一直抓不到凶手。”

这样不严谨的说法，并没有引来其他人发笑。因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曾在某个无力的时刻里，闪过同样的想法。

他们用尽所有的刑侦手法、调动所有的技术资源，将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极致，但每一次都差那么一些。

像是一拳头打在棉花上，永远得不到回馈。

小孩儿又干笑两声，才把眼镜重新戴上，然后低头继续翻看新的报告。

吴队看了他两眼，取出一支烟点上。打火机的声音落在沉默里，显得格外响。

小孩儿的话像一根鱼刺卡在他的食道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不是人？

不是人。

不是人！

吴队走出会议室，斜倚在墙上，深深吸一口尼古丁。

走廊的灯不知被谁关了，一片漆黑。独留烟头上的猩红，明明灭灭。

如今，他的脑子里又出现新的问题——

第三起受害人家庭和睦，也没有参与到家庭之外的情感关系，那么他的死因就不可能是情.杀。既然不是情.杀，那凶手的动机是什么？

随机杀人？随机选择独居男性，然后勒死、割除生.殖器、再不留痕迹地离开？

一个完全随机的杀手，是怎么能那么精准的在都城里，找到三个没有任何交集的受害人？

那么恰巧地选择监控盲区里的作案地点，又那么刚好地避开所有监控？

每一个！

每一个都能精准避开！

这他妈的是雷达成精吧？

吴队在脑子里筛线索，最后在记忆的角落翻出一张意料之外的脸——

梁樑，他的发小。

梁樑比他小几岁，住在他家对门。俩人一块儿长大，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个学校。这哥们儿的高考成绩比他好太多，但填志愿那会儿，也不知怎么想的，愣是报了所道观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