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川十九岁那年秋天，一个人拖着行李箱，站在北方这座陌生城市的火车站广场上。

天很高，很蓝，蓝得不像真的。南方的天是灰白色的，潮湿的，像一块永远拧不干的抹布。北方的天是硬的，干的，蓝得像被谁用刷子刷过一遍。他站在那里，仰着头看了几秒，然后低下头，拖着行李箱往地铁站走。风从正面吹过来，很大，吹得他的头发乱飞，校服——不，他已经没有校服了，他穿的是自己买的黑色卫衣——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个帆。他缩着脖子，把卫衣的拉链拉到最上面，手插在口袋里。口袋里有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学校的地址和地铁线路。他看了很多遍了，但他还是怕坐错，走几步就拿出来看一眼。

地铁上人很多，他站在车厢中间，一只手拉着吊环，另一只手护着行李箱。行李箱很重，里面装着他十九年人生的全部——衣服、书、那本笔记本、那颗大白兔奶糖、那个干枯的苹果。他没有扔掉它们，因为他觉得把它们带在身边，就像把过去的自己也带在身边。他舍不得扔下任何一个自己——八岁的，十二岁的，十五岁的，十八岁的。他们都在这只行李箱里，跟着他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

到学校的时候已经快傍晚了。校园很大，比他想象的大。他站在校门口，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学生，有的拖着行李箱，有的背着书包，有的三三两两走在一起说笑。没有人看他，他也没有看任何人。他低下头，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沿着一条两旁种满银杏树的路往里走。九月底，银杏叶还没黄，是深绿色的，在夕阳下闪着光。他走在那条路上，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投在水泥地上，像一个在追着他跑的人。

宿舍在六楼，没有电梯。他把行李箱扛上去，一层一层地爬，爬到六楼的时候浑身是汗，手在发抖。他站在走廊里，找门牌号。走廊很长，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在他身后一盏一盏地灭掉。他找到了自己的房间，推开门，里面已经有三个人了——两个在铺床，一个坐在床上玩手机。他们看到他进来，抬起头，有人说了声“嗨”，有人点了一下头，有人没反应。他点了一下头，说了声“你好”，然后走到自己的床位。靠窗，上铺。他选了上铺，不是因为他喜欢上铺，而是因为上铺离所有人远一点。

他把行李箱放倒，打开，一件一件地往外拿东西。衣服叠好放进柜子，洗漱用品放在洗手间，课本和文具放在书桌上。最后，他把那本笔记本从行李箱的夹层里拿出来，放在枕头下面。和高中一样，他把秘密藏在枕头下面。他看着那个枕头——白色的，新的，没有任何痕迹。他不知道多少个夜晚之后，它会被他的眼泪浸湿。他希望不会，但他知道一定会。

那天晚上，宿舍里四个人一起去食堂吃饭。走在路上的时候，另外三个人在聊天——聊高考分数，聊为什么选这个学校，聊家乡有什么好吃的。林晓川走在旁边，没有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的高考分数不高不低，他选这个学校是因为它在北京——不对，它不在北京，它在这座北方的城市，不是北京。白宇在北京，他在另一个城市。两个城市之间隔着三百多公里，坐火车要四个小时。他当时填志愿的时候，查过这个距离。四个小时，不近，但也不远。远到他不能每天见到白宇，近到他觉得想见的时候可以见到。但他知道，他不会去的。他不会坐四个小时的火车去见白宇，因为他不敢。他连发一条“你在哪个学校”的消息都不敢。

食堂很大，人很多，声音很吵。他端着餐盘，跟在室友后面，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来。他低头吃饭，米饭在嘴里嚼了很久，咽不下去。不是米饭硬，是他的喉咙太紧了。他坐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听着他们的笑声，觉得自己像一滴水落进了海里——不是融入了，是被淹没了。

回到宿舍，他爬上上铺，躺下来。床板很硬，枕头很软，被子很薄。他闭着眼睛，听着下面的声音。室友们在聊天，在笑，在交换手机号码。他们说“以后就是一个寝室的兄弟了”。兄弟。这个字让他的心里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没有什么兄弟。他是独生子，从小一个人长大。他不知道“兄弟”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兄弟”之间应该说什么、做什么、怎么相处。他只知道他需要学会，因为在大学里，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个人了。他必须学会交朋友，学会说话，学会在人群中不显得奇怪。但学了一整天，他已经很累了。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他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翻到白宇的对话框。上一次聊天是开学前一天，他发了一条“你明天出发吗”，白宇回了一个“嗯”。没有“你呢”，没有“加油”，没有“到了告诉我”。只是一个“嗯”。他把这条消息又看了一遍，然后退出了微信。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闭着眼睛。窗外的风很大，吹得窗户在微微震动。他听着那个声音，想起了高中宿舍的风声。那时候白宇在他旁边，他会听着白宇的呼吸声入睡。现在白宇在三百公里外，他只能听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