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始投简历。心理学硕士，求职方向——他不知道。他打开招聘网站，在搜索栏里打了“心理学”，出来的结果：心理咨询师、人力资源、用户研究、市场调研。他一个一个地看。心理咨询师需要资格证，他没有。人力资源需要经验，他没有。用户研究需要作品集，他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一个硕士学位，一本写满秘密的笔记本，和一颗不知道还能跳多久的心。他把页面关了，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水渍还在那里，和他小时候看到的一模一样，像一个趴着的人影。他盯着它，觉得那个人影在嘲笑他。你走了那么远，读了那么多书，看了那么多风景，你回来了，还是什么都没有。你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你连一个“正常人”都装不像。你在格拉斯哥的那些朋友，他们都在往前走，只有你停在原地。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被子是旧的，棉絮结成了块，盖在身上很重。他蜷缩在里面，听着自己的呼吸。呼吸很快，很浅。他试着深呼吸了一下，吸不进去。他放弃了。

母亲开始问他“你有什么打算”。不是直接问的，是在饭桌上说“隔壁老王的儿子考上了公务员”，“你表姐进了银行，一个月一万多”。林晓川低着头扒饭，嗯嗯地应着。母亲说多了，他不嗯了。母亲就摔筷子。“你读了这么多年书，花了家里那么多钱，你总得有个交代吧。”林晓川把碗放下，说“我会找的”，然后站起来，走回房间，关上门。他听到母亲在客厅里对父亲说“你看看他什么态度”。父亲没有说话，电视还开着，声音很大。他靠在门板上，听着那些声音。电视里在播一个相亲节目，女嘉宾在笑。观众在鼓掌。广告，洗衣液的广告，一个女人在晾衣服，白色的床单在风里飘。他的耳朵把这些声音全部收进来，但它们没有经过他的大脑。它们只是声音，很吵，很烦，他想把它们关掉。但他关不掉。

有一天晚上，母亲敲他的门。没有进来，站在门外说：“你二姨给你介绍了一个姑娘，在银行工作，你明天去见见。”林晓川坐在床边，沉默了几秒钟，说“不去”。母亲说“为什么”。他说“不想去”。母亲说“你二十三了，也该谈恋爱了，你从小到大没谈过一个，你是不是有问题”。林晓川听到“有问题”三个字，脑子里白宇的声音和母亲的声音叠在了一起。他站起来，走到门前，拉开门，看着母亲的眼睛。他想说“我喜欢男生，我没有问题”。但他没有说。他看着母亲的脸，那张脸上有皱纹，有疲惫。他张了张嘴，说“我不去”。然后把门关上了。他听到母亲在门外叹气，脚步声远去。客厅的电视声又响了起来。他站在门后，心脏跳得很快，手心全是汗。他差一点就说出来了。他怕了。不是怕母亲打他，是怕母亲说“你让我怎么见人”。他知道母亲的尊严比他的真实重要。在这个小镇上，邻居的眼光比儿子的幸福重要。他不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但每一次知道，都像第一次一样疼。

他开始在网上漫无目的地浏览。不是找工作，是随便看——新闻，帖子，视频。他不想思考，不想面对，不想做任何决定。他只想让时间过去。他刷到一个帖子，标题是“有没有人去支教过？体验怎么样？”他点进去，看到有人说“去山区支教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他觉得那个人的语气太煽情了，像心灵鸡汤。但他的手指没有滑走。他往下翻，又看到一个人说“我抑郁的时候去的，回来的时候好了很多。不是支教治好了我，是孩子们让我觉得被需要”。被需要。他盯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在格拉斯哥，苏晚需要他去聚会，Callum需要他一起推雪球。那种感觉——你在，就更好。他不是没有用的人，他只是不知道自己的用处在哪。他又翻了几页，看到一个网友的回复只有一句话：“如果你心情不好，去支教吧。山里没有信号，你只能面对自己和那些孩子。这不是逃避，是换一个地方呼吸。”他没有立刻决定。他把那个帖子收藏了，关掉手机，躺在床上。他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想着“换一个地方呼吸”。他在格拉斯哥学会了呼吸，回到这里又不会了。也许他需要另一个地方，一个更简单的地方，一个没有人问他“你打算怎么办”的地方。

第二天，母亲又提了相亲的事。她说“你二姨说了，那个姑娘长得不错，工作也稳定，你至少去见一面，给二姨一个面子”。林晓川说“我不去”。母亲说“你到底想怎样”。林晓川说“我想一个人待着”。母亲说“你一个人待着有什么用？你不结婚，不生孩子，你老了怎么办？”林晓川说“那是我的事”。母亲说“你是我的儿子，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林晓川看着母亲，想说“你什么时候把我当过你的事”。他没有说。他站起来，走回房间，关上门。他把被子蒙在头上，蜷缩成一团。他想哭，但眼泪流不出来。他的眼睛是干的，像两口枯井。

那天晚上，他重新打开那个收藏的帖子。他又读了一遍那条回复——“如果你心情不好，去支教吧。”他想起在格拉斯哥的时候，Kim教授说过一句话：“有时候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去一个需要你的地方。”他当时没有太在意这句话，现在它从记忆里浮了上来。他需要被需要。他需要在一个地方，他的存在是有用的。他需要一个人，看着他的眼睛，说“你来了”。他没有收到过这句话，他想给出去。他搜索支教信息。西部山区，乡村小学，招募语文数学老师，包食宿，每月补贴八百元。他看着那行“每月补贴八百元”，笑了一下。他不在乎钱。他在乎的是——那里有人需要他。他填了报名表。在“为什么想来支教”那一栏，他写了四个字——“想做一些事”。他没有撒谎。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帮助孩子，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改变世界。他只知道他必须做一些事，否则他会烂在这间房间里。

报完名之后，他给苏晚发了一条消息：“我可能要去支教了。”苏晚秒回：“哪里？”他说“西部山区”。苏晚说“你确定？”他说“确定”。苏晚说“好。记得给我发照片。”没有“你疯了”，没有“你受得了吗”，没有“你确定你不考虑清楚”。只是“好。记得给我发照片。”他看着这行字，觉得喉咙有点紧。他打了“嗯”，发了出去。苏晚回了一个太阳的表情。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关了灯。黑暗中，窗外的路灯照进来，光在墙上画了一道细细的白线。他看着那道白线，觉得它不像路，像一扇门。不是他在格拉斯哥看到的那种门——彩虹旗旁边的那扇黑色的、他站在门口但没有进去的门。这扇门更窄，更暗，不知道通向哪里。但他想推开它。因为门这边他待不下去了。

第二天，他收到支教组织的回复，说审核通过，下周出发。他看完消息，把手机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出房间。母亲在客厅看电视，看到他出来，愣了一下——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走出那扇门了。他说“我要去支教”。母亲问“什么”。他说“西部山区，教小孩，大概一年”。母亲站起来，声音高了：“你是不是疯了？你读了硕士去山区教书？你不找工作？你不找对象？你去山里一年，回来怎么办？”林晓川站在那里，没有躲。他看着母亲的脸，那脸上的愤怒里混着别的东西——恐惧。他不知道母亲在恐惧什么，也许在恐惧邻居会怎么说，也许在恐惧他的人生会“完蛋”。他说：“我需要去。”母亲说：“你需要去看病！”林晓川听到“看病”两个字，想起了白宇的那四个字。他转过身，走回房间，关上门。

他走的那一刻没有和母亲告别。他拖着行李箱，走过那条青石板巷子，走过那棵老槐树，走过巷口的垃圾站。他在公交站等车的时候，手机震了。是母亲发来的消息：“到了报平安。”他没有回复。他把手机放进口袋，上了公交车。车开了，窗外的风景开始后退——巷子，老槐树，垃圾站，那个他住了二十三年的家。他看着那些东西变小，变远，变成点，变成看不见。他没有哭。他只是看着。他想起那颗糖，想起陈诺。陈诺给了他一颗糖，然后消失了。他给不了任何人糖，因为他手里什么都没有。他只有自己。一个连“正常”都装不像的自己。他不知道山里的孩子会不会需要他。他不知道他能不能教好。他只知道他在路上。火车在开，大巴在开，他的脚在走。他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