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那天，林晓川凌晨四点就醒了。不是兴奋，是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不舒服，像有什么东西在拧。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天还没亮，房间是黑的。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没有新消息。他把手机放下，闭上眼睛，但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转——山里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孩子们会不会怕他？他能教好吗？他想起报名表上写的那四个字——“想做一些事”。他连什么事都不知道，就写了这四个字。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骗人。

五点半，他起床了。洗漱，穿衣服，检查行李。一个托运箱，一个背包，和去格拉斯哥时一样。他背上背包，拖着箱子走出房间。母亲的门关着，里面没有声音。他没有敲门，没有说“我走了”。他拖着箱子走过走廊，走过客厅，打开大门。门外的巷子还是黑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青石板路上。他关上门，没有回头。

他坐公交车到火车站，坐火车到省城，再从省城转大巴。大巴是破的，座椅的皮革裂开了，海绵露在外面。车上人不多，有去县城办事的，有回家探亲的，有和他一样去支教的——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坐在前排，手里拿着一本《教育心理学》。他看了她一眼，没有打招呼。他没有力气打招呼。他的力气都用在忍住不吐。山路颠得厉害，大巴像一条在浪里翻的船。他的胃在翻涌，喉咙发紧。他闭着眼睛，把头靠在窗玻璃上。玻璃很凉，凉意从太阳穴传进来，把他的注意力从胃里拉走了一点。

开了四个小时，大巴在一个镇上停下来。他下车，在车站等下一趟车。车站很小，只有一条长椅，上面坐着一个老人，手里拿着一根扁担。林晓川站在旁边，没有坐。他从背包里拿出一瓶水，喝了一口。水是温的，不凉。他拧上盖子，放回背包。等了大概半个小时，一辆面包车开过来。司机探出头，用方言喊了一个地名。林晓川没听懂，但他知道那是他要去的方向。他走过去，问“去不去青溪小学”。司机点了点头，用普通话说“上车”。他上了车。车上已经坐了几个人，有抱小孩的妇女，有扛着编织袋的男人。他挤到最后排，坐下来。面包车更颠，座椅更硬。他缩在角落里，把背包抱在怀里。他不知道自己还要坐多久。他只知道他要一直往山里走，走到没有路的地方。

开了大概一个小时，面包车在一个岔路口停下来。司机说“到了，从这里走上去，半个小时”。林晓川付了钱，下车。站在路边的泥地上，看着那条通往山上的小路。路很窄，只能走一个人，两边是杂草和灌木。远处是层层叠叠的山，深绿浅绿，在午后的阳光里像一块一块的绒布。他拖着行李箱，开始往上走。行李箱的轮子在泥路上转不动，他只能提起来，走几步歇一下。提了不到十分钟，他的手就酸了，虎口被把手勒出了红印。他把箱子放下来，喘了一口气。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他站在路中间，前后都没有人。只有山，和他。

他走了一个小时才到。不是半个小时，是一个小时。他上坡走得慢，箱子太重了。他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把箱子靠在腿上，甩一甩被勒红的手。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流进眼睛，他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辣得睁不开。他继续走。他不记得自己走了多久，只记得每拐过一个弯，前面还有另一个弯。路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蛇，在山坡上蜿蜒。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但他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办法查，也没有人可以问。他只能继续走。他想起在格拉斯哥，他拖着行李箱从机场到公寓，也是一个人。但那里的路是平的，这里的路是往上走的。格拉斯哥是平的，山是往上走的。他的人生也是往上走的——每一步都费力气，每一步都喘。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平地上。

他终于看到了学校的屋顶。灰色的瓦片，在一片绿色中露出来。他加快了脚步，箱子磕在石头上，哐当哐当的。他走到学校门口，站住了。一排平房，灰砖墙，木门窗。操场是泥地的，长着杂草，有几个孩子在踢一个瘪了的皮球。他们看到他，停下来，站在原地，盯着他看。他站在门口，也看着他们。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走进格拉斯哥的教室，也是这样的——被所有人看着，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张了张嘴，说“你们好”。孩子们没有说话，继续看着他。

陈校长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五十多岁，矮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他的脸上有皱纹，但眼睛很亮。他走过来，伸出手，说“你就是林老师吧”。林晓川握住他的手。陈校长的手很粗，茧很厚，握得很用力。陈校长说“一路辛苦了”，他说“还好”。陈校长帮他把行李箱提进校门，一边走一边说“学校条件不好，你多担待”。林晓川说“没关系”。陈校长笑着说“你还没看呢就说没关系”。林晓川没有笑。他不是不想笑，是他不会在这种时候笑。他不知道“看条件不好”之后应该露出什么表情。他说“没关系”是因为他不在乎条件。他在乎的是——他能不能在这里待下去。

陈校长带他去看宿舍。宿舍是教室隔出来的半间，大概十平方米。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暖水瓶。窗户是木框的，没有玻璃，糊着报纸。风吹进来，报纸哗哗地响。林晓川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山。山很近，近到好像伸手就能摸到。陈校长说“条件艰苦，你先住着，缺什么跟我说”。林晓川说“好”。陈校长走了。林晓川一个人站在宿舍里。他把行李箱放倒，拉开拉链。把床单铺上，把衣服叠进一个纸箱做的衣柜里。洗漱用品放在桌上。最后，他把笔记本从行李箱的夹层里拿出来，放在枕头下面。和所有的地方一样，他把秘密藏在枕头下面。他坐在床边，看着这个房间。墙上有一张旧报纸，日期是三年前的。他盯着那张报纸，想着——他在这里了。在一个他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在一间他不会住很久的房间里，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待下去。格拉斯哥有苏晚，有Callum，有Aisha，有Thomas。这里谁都没有。他只有自己。

晚饭是和陈校长一起吃的。陈校长的家在学校的另一边，一栋两层的小楼，楼下是厨房和客厅，楼上是卧室。陈校长的妻子端上来两碗面，面上卧着一个荷包蛋，撒了葱花。陈校长说“你多吃点”，林晓川说“谢谢”。他吃得很慢，不是因为不好吃，是因为他的胃还在翻。陈校长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南方”。陈校长说“南方好啊，南方暖和”。林晓川说“这里也暖和”。陈校长笑了。林晓川不知道这句话哪里好笑，但他没有问。他低着头吃面，把荷包蛋吃完了，把汤也喝完了。陈校长的妻子又给他盛了一碗，他说“够了”，她说“你太瘦了，多吃点”。他端起碗，又吃了一碗。吃完之后，他帮陈校长的妻子收了碗，洗了碗。陈校长的妻子说“你不用洗”，他说“没关系”。他站在水槽边，用丝瓜瓤擦碗。水是凉的，从山上的水窖接来的。他的手指被凉水冻得发红，但他没有停。他需要做一些事，手在动的事。手在动，脑子就不会转。脑子不转，就不会想那些不该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