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禾在这座北方小城待了半年多。

半年多，她从秋天待到了冬天，又从冬天待到了开春。她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走过，每一条街、每一条巷子、每一个犄角旮旯，她都走过。她认得了这座城市的模样，认得了哪家铺子的门牌上写的字像“云”，认得了哪个路口的风最大，认得了哪棵树底下能避风。但她始终没有找到那两个字——云汀。

她打听过无数次。问过邮差，问过售票员，问过派出所的人，问过街边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问过工地上一起来的工友。有人摇头，有人想了想还是摇头，有人说“没听过这个地名”，有人说“可能改名了，以前叫这名儿的现在不叫了”，但没有人能告诉她，改名之后叫什么。

她把这座小城翻了个底朝天，什么也没翻到。

开春之后，工地上的活多了起来。阿禾还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走到工地，搬砖、和泥、推沙子。她的手比刚来的时候更粗了，掌心的茧子一层叠一层，像干裂的河床。她的脸被北风吹了一整个冬天，从黄变成红，从红变成紫，从紫变成一种洗不掉的酱色。她的嘴唇一到冬天就裂口子，裂了又好，好了又裂，现在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疤，竖着，在嘴唇中间，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上唯一一条裂缝。

她已经不像三十岁的女人了。工地上有人问她“大姐你四十几了”，她愣了一下，说“三十一”。那人笑了笑，没说什么，但那笑容里有一种东西，比嘲笑更让人难受——是那种“我知道你在说谎但我不好意思拆穿”的笑。

阿禾不在意了。她已经不在意自己看起来多少岁了。她只在意一件事——云汀在哪儿。

有一天，工地上来了一个拉货的司机，姓刘，四十多岁，满脸络腮胡子，说话嗓门大得像打雷。他开着一辆破旧的解放牌卡车，往工地上拉水泥。等工人卸货的时候，他蹲在车旁边抽烟，跟看大门的孙老头聊天。阿禾正好在旁边喝水，听见孙老头说：“这女的，外地来的，找了一个地方找了半年多都没找到。”

刘司机看了阿禾一眼，把烟头掐灭在鞋底上：“找哪儿？”

“云汀。”阿禾说。

刘司机皱了皱眉，想了想，摇了摇头：“没听过。这附近肯定没有这个地名。我跑了十几年车，方圆几百里，每个县每个公社我都去过，没听过叫云汀的地方。”

阿禾的心又沉了一下。这半年来，她的心沉了太多次，已经沉到底了，再也沉不下去了。

“不过，”刘司机又说，“你光在这一个地方找，能找到啥？那地方要是不在这个县呢？要是在隔壁县呢？在隔壁的隔壁呢？你得换个地方找。”

换个地方。

阿禾从来没有想过换个地方。她以为云汀就在这座小城附近，只要她耐心找，一定能找到。她没有想到——或者说，她不敢想——云汀可能根本不在这里。

“去哪儿换？”阿禾问。

刘司机想了想：“往北走。再往北，有个大点的城市，叫平城。那边是个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人都从那儿过。你去那儿打听打听，说不定有人知道。”

平城。阿禾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把它记住了。

刘司机走的时候，阿禾送他到工地门口。刘司机上了车，发动引擎，探出头来对她说：“我跟你说，你一个女人，出门在外，不容易。平城比这儿大，人也杂，你去了多个心眼儿，别让人骗了。”

阿禾点了点头。

刘司机看了她一眼，又补了一句：“你要是到了平城，去城东的货运站打听一个叫老马的，就说老刘让你找他的。他能给你介绍活干。”

阿禾把钱从枕头底下翻出来，数了一遍。半年多，她省吃俭用，攒了不到四十块钱。工钱一天八毛，不是天天都有活干，下雨天停工，冬天有一段日子也停了。她住的是最便宜的通铺，吃的是最便宜的馒头和咸菜，喝的是不要钱的自来水。她把每一分钱都捏在手心里，捏出汗来，才舍得花出去。

四十块钱，够她坐车到平城，但到了之后，剩下的就不多了。

她把钱分成两份，一份贴身放着，另一份塞进包袱里。贴身放的那份，用一块旧布包了好几层，塞在衣服最里面，贴着肚皮。那是她的命。

临行前，她去跟孙老头道别。孙老头正坐在工地门口抽旱烟，听她说要走，沉默了一会儿，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

“找着了？”孙老头问。

“没找着，”阿禾说，“换个地方找。”

孙老头看着她，那张皱巴巴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他活了六十多年，见过太多人来人往，见得多了，就不太有什么表情了。

“你这女人，”孙老头说，“倔。”

阿禾没说话。

孙老头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她。是一个小小的布袋子，灰色粗布做的，巴掌大，收口用一根红绳子系着。阿禾接过来，捏了捏，里面硬硬的，像是有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阿禾问。

“护身符，”孙老头说，“我老伴儿生前做的，里面装的是庙里求来的符。你跟了我半年多，也没别的东西给你，这个你拿着，保平安的。”

阿禾攥着那个布袋子，鼻子一酸。

“孙大爷，我……”

“行了行了，”孙老头摆了摆手，把脸别过去，不看她，“走吧，别耽误了车。”

阿禾把那枚护身符揣进怀里，和那封信放在一起。信已经快碎了，折痕处裂开了好几道口子，她用一块布把信包了起来，再用线缠了几道，像包一个受伤的东西。

她背起包袱，走出了工地的大门。

她没有回头。这半年多，她已经学会了不回头。回头没有用，回头只会让你走不动。

汽车站在城的另一头。阿禾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她买了去平城的票，一块八毛钱，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她把票攥在手心里，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等着。

候车室里人不多，稀稀拉拉的。对面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女人，孩子哭个不停，女人哄不住，自己也跟着掉眼泪。阿禾看着那个女人，想起了自己。她也曾经抱着一个孩子，从村子走到县城，走了二十里夜路，那个孩子烧得迷迷糊糊的，在她怀里哼哼唧唧地哭，她一边走一边跟孩子说话，说“念念，娘带你去县城，看好病就好了”。

没有好。没有好。

阿禾把目光从那个女人身上移开，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上的茧子像是永远不会消了。她摸了摸那些茧子，硬邦邦的，像一小块一小块的石头。她的手已经不是一双三十一岁女人的手了。它像一块被反复揉搓的旧布，皱皱巴巴，千疮百孔，但还没有破。

车来了。

阿禾上了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她把包袱抱在怀里，把头靠在车窗上。车窗玻璃凉凉的，贴在脸颊上，像一只冰凉的手。

车开了。窗外的风景又开始往后退。她看着那些风景，看着看着，闭上了眼睛。

她没有睡着。她只是不想看了。

平城到了。

阿禾从汽车上下来，站在路边，眼前是一个比之前那个小城大得多的城市。街道宽了，楼房高了，人也多了，密密麻麻的，像一群一群的蚂蚁，从这条街涌到那条街，从那个路口涌到这个路口。

她有些发懵。在车上坐了三个多小时，骨头坐得发僵，腿也麻了，她扶着路边的一根电线杆站了一会儿，等那股麻劲儿过去。包袱还挎在肩上，沉甸甸的，里面是那几件换洗衣服和剩下的三十多块钱。贴身的口袋里，那封信贴着肚皮，被体温捂得温热。

她正准备迈步往前走，忽然听见一阵哭声。

那哭声不大，细细的，断断续续的，像是哭了好一阵子了，哭得没力气了，但还在硬撑着哭。阿禾本来不想管的。她在外面待了大半年，学到了一件事——不该管的事不要管，不该看的事不要看。这是孙老头跟她说的。孙老头说，在外面不比在家里，你管了别人的事，别人不一定领情，有时候反而惹一身麻烦。

她迈了一步。

那哭声又响了一些，像一根细细的针，从她耳朵里扎进去，扎在心上某个地方。

她又迈了一步。

哭声没有停。

阿禾停下脚步，转过身。

她顺着哭声找过去，在汽车站门口的台阶上，看见了一个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一根红头绳散了一半，垂在耳朵旁边。身上穿着一件花布棉袄，袖口脏兮兮的，脸上全是眼泪和鼻涕，糊在一起，亮晶晶的。她蹲在台阶上，两只手抱着膝盖，把脸埋在胳膊弯里，哭得一抽一抽的。

阿禾站在几步远的地方，看着她。

那孩子抬起头，露出一张圆圆的小脸，眼睛哭得红肿，鼻头红红的，嘴唇干干的。她看见阿禾在看她，哭得更凶了，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声音尖尖的，像一只找不到窝的小鸟。

阿禾看了她一会儿，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她想起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也是这么大的时候，扎着两个小辫子，穿一件碎花的布衫，站在院子里的桃树下，仰着头看花，花瓣落在她的头发上，她不知道，还傻乎乎地笑。

那个孩子叫陆念。陆念没有了。

阿禾转过身，走回去，在台阶上蹲下来。

“别哭了。”阿禾说。

那孩子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哭得更凶了。

“你妈妈呢？”阿禾问。

“走……走散了……”孩子抽抽噎噎的，说话断断续续，“我……我找不见她了……呜呜呜……”

阿禾伸出手，犹豫了一下，搭在孩子瘦小的肩膀上。那肩膀细细的，隔着花布棉袄，能摸到里面的骨头，和陆念一模一样。

“别哭了，”阿禾说，“阿姨带你去找。”

她牵着孩子的手，在汽车站周围转了一圈。问了售票窗口，问了门口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了在路边等车的几个乘客，没有人说见过这个孩子的父母。

孩子的哭声小了一些，但还是抽抽搭搭的，时不时吸一下鼻子，眼睛肿得像两颗桃子。她的小手攥着阿禾的手指头，攥得很紧，像是怕她也走掉。

阿禾低头看了看那只小手，脏兮兮的，指甲缝里全是黑的，虎口处有一颗小小的痣，圆圆的，像一个句号。陆念手上也有一颗痣，不在这边，在右手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上。她以前总爱摸那颗痣，摸着摸着陆念就笑了，说“娘，你摸它干啥”，她说“娘在摸念念”。

“饿不饿？”阿禾问。

孩子点了点头。

阿禾牵着孩子的手，走到汽车站旁边的一家小面馆。面馆不大，四张桌子，墙上贴着一张红纸，写着“阳春面两毛”。阿禾摸了摸贴身的口袋，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

“两碗阳春面。”阿禾说。

面端上来，热气腾腾的，飘着葱花和猪油的香气。阿禾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热乎的面条了。在工地上，她每天吃的是馒头和咸菜，偶尔有一碗热汤，就算是改善生活。她把一碗面推到孩子面前，孩子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吃得呼噜呼噜响，烫得直吸气也不肯停。

阿禾看着孩子吃，自己那碗没有动。

“阿姨你怎么不吃？”孩子抬起头，嘴角还挂着一根面条。

“阿姨不饿。”阿禾说。

她在说谎。她饿了。她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只吃了一个冷馒头。但她舍不得吃。这一碗面两毛钱，够买两个馒头，能吃一天。她看孩子吃得那么香，心里有什么东西软了一下，像一块被捂了很久的冰，慢慢化开了一点点。

孩子吃到一半的时候，面馆的门忽然被人猛地推开了。

一个年轻女人冲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男人。女人的眼睛哭得通红，头发散了一半，脸上的妆花了，像被雨淋过的墙皮。她一进门就看见了那个孩子，尖叫了一声，扑了过来。

“妞妞！妞妞！你可把妈急死了！”

孩子被吓了一跳，筷子掉了，抬起头看见是自己妈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扑进女人的怀里。女人抱着孩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哭一边在孩子的脸上亲，亲完又哭，哭完又亲。

站在门口的男人没有哭，但他红了眼眶。他走过来，伸手摸了摸孩子的头，手在发抖。然后他抬起头，看见了阿禾。

阿禾站在桌子旁边，手里还端着自己那碗已经凉了的面。

男人的目光从阿禾的脸上移到她的手上，移到她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上，移到她放在墙角的那个旧包袱上。他的眼睛眯了一下，像是在用一把尺子量阿禾这个人。

“你是谁？”男人的声音不高，但很硬。

“我是过路的，”阿禾说，“她在汽车站门口哭，说跟父母走散了，我带她来吃碗面。”

男人的目光没有从阿禾身上移开。他看了看那碗面——阿禾手里的那碗，和孩子面前那半碗。他的嘴角动了一下，没有笑，是一种阿禾看不太懂的表情，像是怀疑，又像是厌恶，又像是两者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