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叫什么名字？”男人问。

“阿禾。”

“哪儿来的？”

阿禾犹豫了一下。她不知道该怎么说。南方？哪个南方？她的村子叫什么名字？说出来他也不知道。那个村子的名字已经不重要了，连它自己的名字都在变，别人怎么可能知道？

“南方来的，”阿禾说，“来找人的。”

男人看了她一眼，没有再问。他转过身，对那个还在哭的女人说：“别哭了，带孩子走。”

女人抱着孩子站起来，看了阿禾一眼。那一眼里有感激，但也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害怕，又像是警惕。她抱着孩子快步走了出去，男人跟在后面，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转过身，对阿禾说了句什么。

阿禾没听清，往前走了两步。

然后她就被人从后面按住了。

两只粗壮的手臂从她身后伸过来，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胳膊，另一只手扣住了她的肩膀，力气大得像铁钳。阿禾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按在了桌子上，脸贴着桌面，凉冰冰的，鼻子里灌满了面汤和醋的味道。

“别动！”一个粗哑的声音在她耳边炸开。

阿禾挣扎了一下，按着她的那只手更用力了，疼得她胳膊像是要断掉。

“我怎么了？”阿禾的声音发闷，脸贴着桌子，说不清楚。

“有人举报你拐卖儿童，”那个声音说，“跟我们走一趟。”

阿禾被带到了派出所。

一间灰扑扑的屋子，墙上刷着白灰，白灰已经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灰黑色的砖。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的字已经磨掉了大半，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忠”字。窗户上装了铁栏杆，阳光从栏杆外面照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一道的影子，像笼子。

阿禾被带进去之后，那个按住她的男人——一个穿制服的壮年男子，国字脸，眉毛很浓，看起来四十来岁——让她坐在那把椅子上。他自己坐在对面，从桌上拿了一个本子，翻开，拿起笔。

“姓名。”

“阿禾。”

“姓什么？”

阿禾想了想。她的姓已经很久没有人叫过了。在村子里，大家都叫她“阿禾”，叫她娘“禾婶子”，叫她爹“禾叔”。她的姓好像被藏起来了，藏了太多年，连她自己都快忘了。

“姓禾。”阿禾说，“禾苗的禾。”

那人写了下来。

“哪儿来的？”

阿禾又说了一遍她村子的名字。那人皱了皱眉，显然没听过。

“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

阿禾说不出来。她从来不知道自己那个村子属于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她知道的是——公社的名字、大队的名字、生产队的名字。但这些名字，她之前被工地上的人告诉过，已经变了。她的公社不叫那个名字了，她的大队也不叫那个名字了。她连自己从哪儿来的，都说不清楚了。

“就是南方来的，”阿禾说，“一个小村子，说了您也不知道。”

那人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眼神里的东西变了。不是怀疑，是那种“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的眼神。

“来这儿干什么？”

“找人的。”

“找谁？”

“找一个人。”

那人把笔放下了，往椅背上一靠，两只手交叉在胸前，看着阿禾。

“那个女人说，你把她闺女带走了，从汽车站带到面馆。她想给她闺女吃面。”那人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在念一份已经写好的稿子。

“她是在汽车站门口哭，说跟父母走散了，”阿禾说，“我带她去找了一圈，没找到她爸妈，她饿了，我就带她去吃碗面。我什么都没干。”

那人没有接话。他拿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又把缸子放下。搪瓷缸子碰到桌面，发出“咚”的一声，闷闷的，像心跳。

“你有介绍信吗？”

阿禾摇了摇头。

“有工作单位吗？”

摇了摇头。

“有住的地方吗？”

还是摇头。

那人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他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没有介绍信，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固定住址，从外地来，说不清自己从哪儿来，也说不清自己要干什么。这种人，在这个年代，走到哪里都是要被盘查的。

“你身上带什么了？”那人问。

阿禾把包袱放在桌上，解开。几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一块已经硬了的馒头，一个用布包了好几层的小包——里面是她的钱，三十多块。那人翻了翻，把钱数了一遍，又放回去。他没有动那封信——那封信被阿禾贴身放着，没有在包袱里。

那人又把包袱合上，推回到阿禾面前。

“我跟你说，”那人说，“现在外面乱，你一个女人，没有介绍信，没有单位，到处跑，容易被人误会。这次的事，人家报了案，我们不能不处理。但你也不要太担心，调查清楚了，自然就放你出去了。”

阿禾没有说话。

她坐在那把椅子上，看着窗户上的铁栏杆。阳光从栏杆外面照进来，落在她脚前的地上，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像田埂。她想起了自己村子里的田埂，一条一条的，把水田分成一块一块的。春天的时候，水田里灌满了水，映着天，映着云，映着她弯腰插秧的影子。

她弯了十年的腰。

现在她坐在一个有铁栏杆的屋子里，腰直着，没有再弯。

那个人出去了。门从外面关上了，锁扣“咔嗒”一声响，像一把剪刀合拢。阿禾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看着地上那些方格子一样的阳光，一格一格地数。

一格，两格，三格。

四格，五格，六格。

数到第十五格的时候，她想起了陆念。

陆念也喜欢数东西。上学的路上数电线杆，从家门口数到学校门口，一共十三根。放学回来再数一遍，有时候十三，有时候十四，她不知道为什么数字会变，就回来问阿禾。阿禾说“你数错了”，她说“我没数错”。阿禾说她“犟”，她不服气，噘着嘴，好半天不跟阿禾说话。

阿禾现在想跟她说话，说不了了。

她闭上眼睛，靠着椅背。椅子是木头的，硬邦邦的，硌得她后背疼。但她没有动。她太累了。不是今天累，是这十年，一直在累。累到骨头里，累到血里，累到她闭上眼睛就能睡着，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什么椅子上，不管有没有铁栏杆。

她睡着了。

她做了一个梦。梦里陆念还活着，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一件碎花的布衫，站在院子里的桃树下，仰着头看花。花瓣落了她一身，她不知道，还傻乎乎地笑。阿禾站在门口，想叫她，但张不开嘴，发不出声音。她想走过去，但脚底下像生了根，怎么也迈不动。她就那么站着，看着陆念在桃树下笑，笑得很开心，很开心，好像不知道她娘就要走了，好像不知道她娘再也回不来了。

阿禾是被开门声惊醒的。

那个国字脸的民警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本子，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在阿禾对面坐下来，把本子翻开。

“查清楚了，”他说，“那孩子的父母找到她了。他们说，孩子是自己走丢的，不是被人拐走的。他们也说了，那个女的……就是你，没有对孩子做什么不好的事，还请孩子吃了碗面。”

阿禾看着他，没有说话。

“你可以走了。”

阿禾站起来，拿起包袱，挎在肩上，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那个民警忽然叫住了她。

“哎。”

阿禾回过头。

民警坐在椅子上，手里还拿着那个本子，看着她。他的眼神和刚才不一样了。刚才是一把尺子，现在是别的什么，说不上来。

“你说你是来找人的，”民警说，“找着了没有？”

阿禾摇了摇头。

“那个地方叫什么？”

“云汀。”

民警想了想，摇了摇头：“没听过。平城没有叫云汀的地方。你去别处问问吧。”

阿禾点了点头，推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的阳光很亮，亮得她睁不开眼。她站在派出所的台阶上，眯着眼睛，等眼睛适应了光线，才慢慢走下台阶。

街上的人和刚才一样多，车和刚才一样多，声音和刚才一样嘈杂。没有人知道她刚从派出所出来，没有人知道她被人当成了拐卖孩子的坏人，没有人知道她刚才坐在一个有铁栏杆的屋子里，数了十五格阳光。

她站在路边，把包袱从左边肩膀换到右边肩膀。

云汀不在平城。她早知道不会这么容易。但她还是要找。

她沿着街往前走，一家一家地看门牌。她不认识那些字，但她认得“云”和“汀”的形状。

没有。

没有。

没有。

她走过一条街，又走过一条街。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影子从她的左边移到了右边。她走了一整个下午，什么也没有找到。

天黑的时候，她在一个桥洞底下找了个避风的地方，铺了几张捡来的报纸，躺下来。桥洞里黑黢黢的，有一股尿骚味和河水腥味混在一起的臭气。她躺在报纸上，把军大衣裹紧，把包袱枕在脑袋底下。

上面有火车经过，轰隆轰隆的，声音很大，震得桥洞都在抖。阿禾闭着眼睛，听着火车的声音，一节一节地数。

一节，两节，三节。

她想起了小时候，她娘带她去县城，第一次看见火车。绿皮的，很长很长，她数了一百多节还没数完，她娘说“别数了，数不完的”。她不听，继续数，数到两百多节，火车过去了，她还没有数完。

现在她不数火车了。

她数的是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