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禾在平城待了一个多月。

她没有再去工地搬砖。平城比之前那个小城大得多，活也多得多。她先是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饭馆找了份洗碗的活——从早上五点洗到晚上九点，一天六毛钱，管两顿饭。饭馆的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姓马，人都叫她马大姐。马大姐看她一个人，没地方住，把饭馆后面一间堆杂物的小屋子收拾出来给她住。屋子不大，一张木板床，一个缺了腿的桌子用砖头垫着，墙皮掉了一半，但好歹有门有窗，不用再睡桥洞了。

阿禾很知足。她把屋子打扫干净，把那封已经快要碎掉的信放在枕头底下，把那枚孙老头给的护身符挂在床头。每天晚上收工回来，她就在这间小屋子里躺着，听外面的火车声，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白天的日子是一样的。洗碗，扫地，端盘子，倒垃圾。她的手泡在碱水里，泡得指缝间裂开了一道一道的口子，疼得像被刀片割。她没有手套，就那么泡着，疼习惯了就不疼了。

她继续打听云汀。问每一个来吃饭的客人，问送菜的菜贩子，问隔壁修鞋的老头，问街上扫地的环卫工。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有人说“可能改名了”，有人说“可能撤了”，有人说“你记错了吧”。她把信封上的字抄下来，让马大姐帮她看——马大姐认得几个字，看了半天，说“云汀，没听过”。阿禾把那几个字的形状记在心里，走在街上就一家一家地看门牌。

还是没有。

那天晚上，阿禾收工比平时晚。

饭馆来了几桌客人，喝酒喝到很晚，她一直在后厨洗碗，洗到将近十一点才收拾完。马大姐让她走的时候说：“太晚了，路上小心点。”

从饭馆到她住的小屋子，要穿过一条巷子。巷子不长，但很窄，两边是高墙，路灯坏了一盏，只剩巷口那一盏还亮着，昏黄昏黄的，照不了多远。阿禾走过这条巷子无数回了，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

那天晚上出事了。

她走到巷子中间的时候，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她没有在意——这条巷子虽然偏，但偶尔也有人走。她继续往前走，脚步声跟了上来，越来越近。

她回头看了一眼。

一个男人，三十来岁，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工作服，头发乱糟糟的，脸藏在阴影里看不太清。阿禾不认识他，但她好像见过——对了，是饭馆的客人。今天晚上的客人里，有他。他坐在角落里，喝了很多酒，走的时候比所有人都晚，她洗碗的时候听见马大姐催他“同志，我们要关门了”，他磨蹭了好一会儿才走。

她以为他走了。他没有走。他在巷子里等着她。

阿禾加快了脚步。

脚步声也加快了。

她几乎是小跑起来。前面就是巷口，过了巷口就是大路，大路上还有灯，还有人——

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捂住了她的嘴。

那只手很大，很粗糙，有一股浓烈的酒味和烟味混合在一起的臭气。阿禾的嘴被捂住了，喊不出声。另一只手箍住了她的腰，力气大得像铁钳，她整个人被拖进了巷子旁边的一个凹进去的门洞里。

她挣扎了。她用指甲抓那只捂着她嘴的手，指甲掐进肉里，那人闷哼了一声，但没有松手。她用脚蹬地，蹬得鞋都掉了，但那人比她高一个头，比她重几十斤，她根本挣不动。她张嘴去咬那人的手，咬出血了，腥的，咸的，那人大骂了一声，把她往墙上一撞，她的后脑勺磕在砖墙上，磕得她眼前一黑，耳朵里嗡嗡作响，整个人晕了好几秒。

就是那几秒钟。

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她已经被按在地上了。脸贴着冰凉的地面，嘴里的泥土混着血腥味，衣服被撕开了，北方的夜风像刀子一样割在她裸露的皮肤上。她拼命地蹬，拼命地推，拼命地想把身上那个沉重的、喘着粗气的、散发着酒气和恶臭的身体从自己身上推开。

推不开。

她太瘦了。这大半年来，她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瘦得肋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胳膊细得像枯枝。她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扛了十年活，力气不比一般女人小，但在这个喝了酒的男人面前，她那点力气什么都不是。

她的脸贴着地，手指在地上乱抓，抓住了什么东西——一块碎砖头，不知道是从哪面墙上掉下来的，不大，刚好一只手能握住。

她握住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握住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砸下去的。她只知道她砸了。一下。两下。三下。她砸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想。没有想陆砚，没有想陆念，没有想她爹她娘，没有想云汀在哪儿。她什么也没有想，只是砸。

身上的重量忽然轻了。那个男人从她身上翻了下去，没有动。

阿禾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她的耳朵还在嗡嗡响，头还在疼，嘴里全是血和泥的味道。她慢慢地坐起来，手里还攥着那块砖头。砖头上黏糊糊的，湿的，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出是什么颜色。

她低头看了看那个男人。他仰面躺着，脸朝着天，眼睛半睁着，不动了。他的脸在月光下白得像一张纸，额头上有一个窟窿，黑黢黢的，像一口井。阿禾盯着那个窟窿看了很久，觉得那个窟窿在变大，在变深，像一个无底的洞，要把她整个人吸进去。

她伸手摸了摸他的鼻子。

没有呼吸了。

阿禾的手缩了回来。

她跪在地上，浑身发抖。不是冷，是抖。从骨头里面往外抖，抖得牙齿打颤，抖得手指头都伸不直。她把砖头扔了，砖头落在地上，发出“咚”的一声，闷闷的，像一个句号。

她坐在那里，不知道坐了多久。月光从头顶上照下来，照在她身上，照在那个男人的身上，照在那块沾了血的砖头上。她忽然想起了一个晚上——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晚上，水渠边上，月亮大得像假的，陆砚握着她的手，在她掌心里写了一个“禾”字。

一笔一划，写得慢慢的。

那个晚上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像上辈子。

她慢慢地站起来，把被撕烂的衣服拢了拢，系好扣子。衣服破了一大块，遮不住里面的皮肤，她就用手攥着。她把鞋找回来穿上。她站在那个门洞里，看着地上那个不再动的男人，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然后她转过身，走了。

她没有跑。她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平时收工回去一样。走过巷口，走过大路，走过路灯，走过已经关了门的杂货铺。走到那间小屋子的门口，她推开门，走进去，把门关上。

她坐在床上，坐在黑暗里，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马大姐发现阿禾没有来上班。

她到后面的小屋子来找，敲门没有人应，推门进去，看见阿禾坐在床上，身上披着那件旧军大衣，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干裂出血，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像是看不见她。

“阿禾？阿禾你怎么了？”

阿禾没有说话。

马大姐看见了她衣服上的血。不是那个男人的血，是她自己的——她的胳膊上、手上、胸口上，全是擦伤和淤青。马大姐是过来人，看了一眼就明白了。

“哪个遭天杀的——”马大姐骂了一半，停住了。她看见阿禾的手——两只手攥在一起，指头绞着指头，指甲缝里全是黑色的污渍，不像是泥，像是干了的血。

“阿禾，”马大姐蹲下来，声音压低了，“你告诉大姐，出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