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禾没有说话。

马大姐又看了看她的衣服——那件蓝布褂子，扣子系得不对，上下扣错了位，领口歪到了一边。马大姐伸手帮她把扣子重新系好，手指碰到阿禾的脖子，凉的，凉得像一块铁。

“他死了。”阿禾忽然开口了。

马大姐的手停住了。

“你说什么？”

“他死了。”阿禾的声音不大，平平的，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我用砖头砸的。砸了好几下。他不动了。”

马大姐的脸一下子白了。她站起来，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又蹲下来，抓住阿禾的肩膀。

“阿禾，你听大姐说，”马大姐的声音很低很低，低得像是怕被隔壁听到，“这件事，你谁也不能说。你听见没有？谁也不能说。”

阿禾抬起头看着她。那双眼睛里没有泪，也没有光，像是两口干枯了的井。

“你要是说了，你就完了，”马大姐说，“你听大姐的，你出了这个事，你不是故意的，你是没办法。但你要是说了，公安不会听你解释的。你一个外地人，没有介绍信，没有工作单位，你说你被人欺负了，谁信你？他死了，你活着，你说不清楚的。”

阿禾没有说话。

“你走吧，”马大姐说，“现在就走。离开平城，去哪儿都行，别在这儿待了。大姐帮你收拾东西。”

马大姐动手帮她把那几件破衣服塞进包袱里，把那封快要碎了的信从枕头底下抽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最里层。又把孙老头给的护身符从床头取下来，塞进她怀里。她把包袱系好，塞到阿禾手里，又从兜里掏出几块钱，塞进阿禾的手心。

“拿着。路上买点吃的。”

阿禾攥着那几块钱，站在门口，看了看马大姐。她想说谢谢，但她张不开嘴。她的嘴像是被什么东西封住了，一个字也挤不出来。

“走吧，”马大姐推了她一把，“快走。”

阿禾转过身，走了。

她没有回头。她已经学会了不回头。

她走过那条巷子。巷子里已经有人在围观了，围了一大圈，有人在喊“出事了出事了”，有人在叫“快去叫公安”。阿禾从人群外面走过，没有人看她。她低着头，攥着包袱，一步一步地走过去，走出巷子，走出那条街，走出平城。

她没有再回头。

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从天亮走到天黑，从天黑又走到天亮。她不敢坐车，不敢住店，不敢跟任何人说话。她沿着公路一直往前走，往北走，往风吹来的方向走。

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她只知道不能再停下来。

她走了三天三夜。

第三天傍晚，她走到了一个小镇。说是镇，其实就是一条街，几十户人家，路边有几家店铺，已经关了门。她实在太累了，走不动了，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坐了下来，靠着墙，闭上了眼睛。

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人叫醒的。

叫醒她的是一个穿白色衣服的——不是警察，是一个老头，花白胡子，穿着白大褂，像是诊所的大夫。老头蹲下来，看了看她的脸，用手背碰了碰她的额头，说：“发烧了。”

阿禾想说话，说不出来。嗓子像被火烧过，干得冒烟。

“你是哪儿的人？怎么睡在这儿？”老头问。

阿禾摇了摇头。她不知道自己是哪儿的人。她不知道自己是谁。她只知道她叫阿禾，从南方来，来找一个叫云汀的地方，找一个人。那个人叫陆砚，笔墨纸砚的砚。他有十一年没有回来了。他走的时候说会回来，他没有回来。他写过一封信，信上说“我在云亭。阿和，安”。那个“安”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安了家。她不知道他是哪个意思。

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

老头把她扶了起来，扶进了诊所。诊所很小，一间屋子，一张诊床，一个药柜。老头让她躺在诊床上，给她量了体温，打了一针，又给她倒了一杯热水。阿禾端着那杯热水，手在发抖，水洒了一些出来，洒在她的手背上，烫的，她感觉不到烫。

“你烧得很厉害，”老头说，“你这是走了多少路？”

阿禾没有回答。她喝了那杯水，把杯子递回去，从包袱里翻出那封信，递给老头。

“您帮我看看，”她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这个地方，在哪儿？”

老头接过信，展开。信纸已经快要碎了，折痕处裂成了好几瓣，阿禾用一块布把信包了起来，再用线缠了好几道，像包一个受伤的东西。老头小心翼翼地把信纸拼在一起，凑到灯下看了一会儿。

“云汀，”老头说，“没听过这个地方。离这儿远不远，我也说不准。”

阿禾把信收回来，重新包好，放进怀里。

“但你这个人，”老头又说，“再这么走下去，你就死了。”

阿禾没有说话。她知道她不会死。她死不了。她还有一件事没做完。等那件事做完了，她就可以死了。

第二天，阿禾的烧退了。她从诊所出来，在小镇上转了一圈，找了一家小饭馆，问老板娘要不要人帮忙洗碗。

老板娘看了她一眼，说：“一天五毛，管吃管住。”

阿禾点了点头。

她把包袱放在饭馆后面堆柴火的小棚子里，挽起袖子，开始洗碗。

她会继续活着，继续找云汀。她不知道云汀在哪儿，但她知道她一定能找到。不是因为她还相信什么——她已经什么都不信了。她只是在走，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一直走，一直走，走到走不动为止。

这是她欠陆念的。

也是她欠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