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夏天，陆归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下午，邮递员的摩托车停在村口，按了两声喇叭。陆砚从小卖部走出去，在单子上画了个圈，把那个大信封接过来。信封上印着学校的名字——在北方，在黑龙江，离绥滨只有几个小时车程的那座城市。他没有拆，放在柜台上，等她回来。

陆归从地里回来的时候，看见那个信封，冲过来，撕开，抽出里面的纸。

她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抬起头看着他，眼眶红了。“爹，我考上了。”

陆砚看着她，没说话。“我真的考上了。”

“嗯。”她绕进柜台里面，蹲下来，把录取通知书举到他面前。

“爹，你看，这是录取通知书。你闺女考上大学了。”

陆砚低下头，看着那张纸。他认识那个红红的章。和小学的成绩单一样，和初中的毕业证一样，和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一样。

“好。”他说。

陆归走的那天，陆砚把她送到村口。小客停在老槐树底下，她把行李箱提上去，转过身看着他。

“爹，你回去吧。”陆砚站在老槐树底下，看着她。

“到了打电话。”

“嗯。”

“好好吃饭。”

“嗯。”

“别省钱。”

“爹，你别说了。”陆砚不说了。她转过身，上了车。小客发动了，扬起一片尘土，转过那个山坡，不见了。

陆砚站了很久。他的膝盖在疼，从早上起来就疼，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他不让她看见。他站在老槐树底下，看着那条空荡荡的路，站到腿麻了，站到膝盖疼得钻心。他转过身，一步一步地往回走。走得慢，走几步歇一下，腰也疼，弯不下去，直不起来。他老了，六十一了，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的。

院子里的鸡在叫，他忘了喂。他端起盆子，手在抖，玉米面洒了一些在地上。鸡围上来抢，他站在旁边看着。他站着的时候要扶着墙，不扶站不稳。腿肿了，裤腿绷得紧紧的。他把盆子放下，扶着墙慢慢蹲下去，想看看鸡食槽里还有没有，蹲不下去，膝盖像钉了钉子，弯到一半就卡住了。他扶着墙又站起来，喘了好一会儿。

屋里很安静。灶台是冷的。他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膝盖肿得发亮，一按一个坑。他按了按，不疼，按下去的时候没有感觉，皮肉是木的。他低头看着那双膝盖，看了好一会儿，把裤腿放下来了。

电话响了。他站起来，走过去，接起来。

“爹，我到县城了，等火车。”

“嗯。”

“吃饭了吗？”

“吃了。”他没吃，他不饿。

“爹，你别担心我。”

“不担心。”

“等我到了再给你打电话。”

“嗯。”那边挂了。他握着听筒，握了一会儿，才放下去。

走到灶台边，掀开锅盖，锅里的粥是早上剩的，凉了，结了一层皮。他盛了一碗，没热，就站着喝。喝了两口，放下，喝不下了。胃不好，吃了就胀，不吃又饿。他把碗放在灶台上，没洗。

晚上，他坐在堂屋里，灯亮着，很亮，照得屋子白花花的。他坐在椅子上，没有看电视，电视开着，他不看，就那么开着，有个声音。墙上还贴着陆归小时候认字的那些纸，“人、口、手、山、水、田”，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了。他站起来，走过去，伸手摸了摸那张“人”字，纸脆了，一碰就掉了一块。他看着指尖上那片碎纸屑，看了好一会儿，把手缩回去了。

他去后山了。慢慢地走，走得很慢。上坡的时候扶着路边的树，走几步歇一下。

到了坟前，他的腿在发抖，站不住，坐下来了，坐在阿禾的坟旁边，把背靠在坟头上。土是凉的，隔着衣服凉到骨头里。

“阿禾，闺女走了。去北方了。离绥滨很近。”

风吹过来，坟头的草动了动。

“她考上了，大学。”

他咳嗽了几声，咳得很厉害，弯着腰，咳得喘不上气。咳完了，靠在坟头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我身体不行了。腿疼，腰疼，胃也不好。不知道还能撑几年。”

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亮亮的，挂在桃树上面。桃花早谢了，叶子也落了，光秃秃的树枝伸向天空。

“我得撑住。她还没毕业呢。”

陆归到学校以后，打来电话。她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很远，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爹，我到了。宿舍挺好的，六个人，上下铺，我睡上铺。”

陆砚握着听筒，把听筒贴在耳朵上，贴得很紧，像是怕漏掉一个字。“嗯。”

“食堂也挺好的，有米饭有馒头，菜也不贵。”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