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沈既明站在公寓衣柜前，第三次推翻自己的选择。

第一套黑色连衣裙太正式，像去谈判。第二套白色衬衫太商务，像去开会。第三套深蓝色针织衫似乎可以，但她在镜子前转了一圈，又觉得领口太低。

最后她穿了一件墨绿色的真丝衬衫，配黑色长裤。头发没挽，用一根深绿色的发带松松扎在脑后。无框眼镜换成了一副银色细边的，是她在牛津读书时买的旧款，度数一样，但镜片边缘有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磨痕。

她对着镜子看了三秒，把眼镜摘下来，又戴上。重复了两次。摘下是因为“见一个投资人不值得换眼镜”，戴上是因为“今晚确实不是公事”。

最后她戴着眼镜出了门。

餐厅在外滩三号，是陆砚舟订的。一家法餐厅，米其林两星，人均消费大概是她三天的工资。沈既明到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一杯气泡水，菜单合着放在旁边。

他站起来帮她拉椅子。动作自然，不像献殷勤，更像是多年养成的习惯。

“你换了眼镜。”他说。

沈既明坐下，把餐巾展开铺在腿上：“你观察力不错。”

“不是观察力。”陆砚舟坐回自己的位置，“是上一副眼镜有防蓝光涂层，镜片反光是蓝紫色的。这副没有。”

沈既明的手在餐巾上停了一拍。

他知道防蓝光涂层的光学特性。这个人要么配过同样的镜片，要么是查过。

“你以前戴眼镜？”她问。

“不戴。但我父亲戴。”陆砚舟端起气泡水喝了一口，“他最后那几年，眼睛不好，换了防蓝光镜片。我陪他去眼镜店的时候，验光师给我科普过。”

他说得很随意，像在聊天气。

但沈既明注意到，他说“最后那几年”的时候，握着水杯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那是身体记忆，不是演技。

侍酒师过来，陆砚舟把酒单递给沈既明。她看了一眼，点了一杯白葡萄酒。陆砚舟点了一杯黑皮诺。

“你喝红肉配黑皮诺，还没点菜就知道了？”沈既明问。

“这家店的干式熟成牛排是招牌。”陆砚舟笑了一下，“而且你说‘有’，我就订了这里。如果你说‘没空’，我就去楼下吃碗馄饨。”

“所以这顿饭是奖励？”

“是庆祝。”他纠正，“打了胜仗，指挥官应该喝一杯。士兵可以喝三杯，但指挥官只能喝一杯——因为下一场仗什么时候来，她不知道。”

沈既明端起酒杯，轻轻晃了晃。灯光穿过白葡萄酒，在桌布上投下淡金色的光影。

“你觉得银星什么时候会有下一步？”

“最快一个月。”陆砚舟切下一块牛排，“周济桓这次退兵太快，不像他的风格。他应该还有后手。陈知行只是他提名的第一个董事。他可能还有第二个人选。”

“我让人查了银星过去三年在亚太区的高管招聘记录。除了陈知行，他们还招了两个人——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在吉隆坡。两个人的背景都是半导体技术评估。”

“吉隆坡那个叫陈凯文，前麦肯锡半导体咨询顾问。”陆砚舟接话，“新加坡那个叫梁佩仪，前应用材料公司的工艺工程师。这两个人加上陈知行，刚好组成一条完整的技术评估链——政策、市场、工艺。”

沈既明放下酒杯，看着他。

“这些信息你什么时候查的？”

“你在董事会上提出毒丸计划的第二天。”陆砚舟叉起一块牛排，语气平淡，“你说要引入白衣骑士的时候，我就让人把银星亚太区所有高级顾问的底都摸了一遍。”

“所以你早就知道银星不只有陈知行？”

“不知道。但周济桓是我的——”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是我的老对手。他的用人习惯，我清楚。他从来不会只押一个棋子。”

沈既明沉默了片刻。

窗外，外滩的万国建筑群亮着暖黄色的灯光。江对面的陆家嘴高楼林立，电子屏幕上的广告轮番切换。这间餐厅位于临江的位置，透过玻璃能看见黄浦江水反射的城市灯火，像一条流淌的碎金。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周济桓？”她问。

陆砚舟没有立刻回答。他放下刀叉，拿起餐巾擦了擦手。动作很慢，像是在争取时间。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五日。”他说，“周济桓代表摩根士丹利跟我父亲签了对赌协议。协议的核心条款是：如果维庸重工上市后股价低于发行价百分之二十，我父亲就要将控股权转让给摩根士丹利引入的战略投资者。”

“然后金融危机来了。”

“对。九月雷曼兄弟破产，全球股市暴跌。维庸重工上市当天就破发了，三个月内跌掉了六成。”陆砚舟端起酒杯，没有喝，只是转着杯身，“但让我父亲输掉的不只是金融危机。”

他从旁边的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递给沈既明。

文件是复印件，纸张已经泛黄，边角有折痕。标题是：《维庸重工与摩根士丹利之对赌协议》。

“你看第三条第二款。”陆砚舟说。

沈既明低头看。条款的措辞很绕，但她读了三遍就明白了核心问题——协议里规定“股价”的计算基准是“上市后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平均收盘价”，但金融危机期间，维庸重工被恶意做空了。有人在市场上大量借入维庸重工的股票然后抛售，人为压低了股价。

“做空维庸重工的基金，事后被证实与摩根士丹利有合作关系。”陆砚舟说，“但当时没有任何证据。我父亲去找监管，监管说‘市场行为’。”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但沈既明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桌布上无意识地敲着节奏——

三短，三长，三短。

SOS。

他在求救。

不是向她求救。是向十七年前那个十五岁的自己，困在父亲的噩梦里，求救。

“所以你后来做困境企业重整？”

“对。”陆砚舟把文件收起来，“我父亲输了，不是因为他的企业不好，而是因为规则不对等。周济桓在规则内合法合规地把他吃掉了。我想做的事，是把那些被规则困住的企业——技术还在、人还在、只是被债务困住的企业——拉出来。”

“然后对抗周济桓。”

“不是对抗。是截胡。”陆砚舟纠正她，“就像我父亲当年被截胡一样。只是这次，我先手。”

主菜撤下去，甜点上来。沈既明点了一份柠檬挞，陆砚舟点了黑巧克力慕斯。

“你那个自制电键，”沈既明忽然说，“什么时候做的？”

陆砚舟明显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上QRZ查了我的设备列表？”

“知己知彼。”

“十五岁那年做的。材料是一个旧继电器的触点和一块黄铜板。不太好用，弹簧太硬，发快了手指会疼。但那是我的第一把电键。”

“十五岁。”沈既明算了算，“你父亲出事的那一年？”

陆砚舟的笑容淡了一些。他点了点头。

“当时我爸的企业已经被接管了。家里的电话被掐了，手机也被收走了——怕他联系外界。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谁都不见。我需要跟他说话，但他不开门。”

“所以你做了电台？”

“对。我从学校物理实验室借了一台旧短波电台，又自己做了电键，在14.200兆赫上呼叫他。”陆砚舟用叉子戳着巧克力慕斯，声音低下来，“他的呼号是BD5LW。他收到了我的信号，但他从来没有回复过。”

“为什么？”

“不知道。也许他觉得，不回复就是保护我。”陆砚舟放下叉子，“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在频率上给他发了一段话。用的是莫尔斯电码，很长，大概有一千多组。”

“发完了。他没有回。第二天早上，他就被发现在书房里走了。”

窗外，一艘游船驶过江面，船上的灯光在水中拖出一道长长的尾巴，像信号在频谱上留下的迹线。

“后来我去查那段电码有没有被抄收——业余无线电圈子里很多人会在通联结束后发QSL卡片确认。我找了一年，想找到任何一个在那天晚上抄收到BD5LW信号的人。”

“找到了吗？”

“没有。”陆砚舟说，“但有个东京的火腿发给我一段录音，说是在那个频率上无意中录到的。录音里有微弱的背景电码声，但不是我的信号。是另一个信号。”

“什么内容？”

陆砚舟从手机里翻出一段音频，把耳机递给她。

沈既明戴上耳机。

录音质量很差，沙沙的噪声几乎把电码声淹没。但她凝神听，还是能辨别出来——一个老练的发报手，点划清晰有力，节奏沉稳。

电码内容只有一组词。

“... --- .-. .-. -.--”

S-O-R-R-Y。

对不起。

沈既明摘下耳机，看着他。

“是你父亲？”

“是他的发报节奏。点划比标准间隔短了大概十毫秒，跟我一模一样。”陆砚舟收回耳机，声音有些沙，“他那晚收到了我的信号。他什么都听到了。但他在频率上只回复了一个词。Sorry。”

沈既明没有说话。她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作为一个律师，她的职业训练让她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合适的话术。但此刻她的词库是空的。

“所以你做白衣骑士，”她终于开口，“不止是为了截周济桓的胡。”

“对。”陆砚舟抬起头，眼眶有些红，但没有泪，“十四点二零零兆赫。那个频率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他说十四兆赫是夜间的黄金频段，电离层反射最好，能听到最远的声音。我在那个频率上发了十几年的信号，他从来没有回过。”

“直到银星加密信号出现的那天晚上。”

“对。那天晚上，我收到的不只是银星的加密信号。我在那个信号下面，听到了另一个信号。很弱，被加密信号压着，几乎听不到。”他停顿了一下，“但我认得那个节奏。”

“你父亲？”

陆砚舟摇了摇头。

“不是。那是一个新的发报手，节奏跟我父亲的完全不一样。但发信的位置——信号来源的方向——跟我父亲当年发信的位置几乎重叠。我在我的电台日志上记录了那个信号的来波方向：东南偏南，仰角大约三十度。距离大概一千公里。”

“那是台湾海峡的方向。”

“对。但我查了全台湾的火腿呼号数据库，没有匹配的发报手。”

沈既明的大脑开始运转：“你是说，有人在用你父亲的设备发报？或者说，有人在用同一个位置、同一台电台——”

“或者同一套加密手法。”陆砚舟接过话，“我父亲最后几年，一直在研究自制加密表。他曾经告诉我，他已经做出了一个‘没人能破解的’加密方案。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完成。”

“所以那天晚上的加密信号，可能跟你父亲有关？”

“不确定。但那个信号提到‘银星’和‘华微’。如果我父亲的加密方案落到了别人手里，而这个‘别人’恰好跟银星有关……”陆砚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那这场棋，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沈既明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高脚杯的杯脚。

如果陆砚舟说的是真的——如果加密信号背后的发信手与陆砚舟父亲的加密方案有关——那么这件事的复杂程度就远远超出了普通的商业并购。

“银星是怎么知道这个频率的？”她问。

“我父亲跟周济桓认识很多年了。早在对赌协议之前，他们就有接触。我怀疑——只是怀疑——我父亲的加密方案，可能在某个时间点泄露给了银星。”

“你怀疑周济桓拿走了你父亲的加密方案？”

“不排除这个可能。”

沈既明闭上眼睛，在大脑里重新排列这些碎片。

陆砚舟的父亲陆维庸，一位拥有自制加密方案的企业家。

周济桓，一个用复杂交易结构夺取企业的并购高手。

银星资本，正在试图用同样的手法窃取华微电子的技术。

加密信号在14.200兆赫出现，频率与陆维庸生前使用的频率重合。

发信人的加密手法可能与陆维庸的方案有关。

而收信人——

“你收到的那段加密信号，收信方是谁？”沈既明睁开眼睛，“你能追踪到信号的目的地吗？”

“追踪不到。信号是广播式的，没有特定收信方。但从信号强度来看，发信位置大概在台湾海峡附近，而信号最强的接收方向——根据电离层反射模型推测——是上海。”

“上海？”

“具体来说，是陆家嘴方向。”

沈既明的手指停止了转动。

陆家嘴。

她的公寓在陆家嘴。

她那天晚上收到加密信号，是因为她的阳台正好在信号的主瓣方向上。

她以为是自己偶然搜到了信号。但现在看来，这个信号本来就是要发到陆家嘴的。甚至就是要发给某个在陆家嘴的人。

这个人是谁？

沈既明忽然想起母亲说的那句话：“信号的时隙间隔是故意偏移的，不是商用加密。用的是个人自制加密表。”

如果这个加密表是陆维庸做的——

那么能解密这段信号的人，只可能是知道陆维庸加密方案的人。

陆砚舟是其中之一。但他显然没有完全理解加密方案，否则他不会还在追踪这些信号。

还有谁？

陆维庸有没有教过别人？

或者说——有没有别人偷走了他的方案？

“你需要解密那段信号。”沈既明说。

“我试过。我父亲教我的加密手法，只能解开前面几组词——就是‘银星’、‘华微’、‘氮化镓’。后面的内容用了更复杂的加密层，我破不了。”

“你母亲呢？”沈既明问，“她不能帮你吗？”

陆砚舟的表情变了一下。

“我母亲在我九岁那年跟我父亲离婚了。她后来再婚，现在在加拿大。她跟我父亲的关系——”他斟酌了一下措辞，“比较复杂。我父亲出事之后，她不让我再碰无线电。她觉得那是‘陆维庸的疯病’。”

“所以她不知道你在追踪这些信号？”

“不知道。”

沈既明想起姜知意那句“他的所有决定都能用一个棋盘模型解释”。现在她明白了——陆砚舟的棋盘上，有一块区域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进入。那是属于他父亲的地盘。

包括追踪加密信号。包括做白衣骑士。包括对抗周济桓。

他做的一切，都是在下一盘他父亲没有下完的棋。

“我母亲是密码学专家。”沈既明忽然说。

陆砚舟抬起头。

“退休前她在中科院做密码学研究，专攻通信加密和信号分析。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那段加密信号发给她看看。”

陆砚舟沉默了一会儿。

“你信任她？”

“她是我见过的最严谨的人。而且她有一个原则——不会破的密码她绝不说能破，能破的密码她绝不夸大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