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正式回函，确认衡权律所提交的四十七份补充证据材料已被受理，列为国家安全审查听证会的正式证据。同一天，银星资本通过金杜律师事务所提交了一份紧急动议，要求剔除黎景川提交的所有材料，理由是“材料来源不明、真实性无法核实、且涉及侵犯银星内部商业机密”。

这份动议的语气很强硬——用徐知远的话说，“措辞之激烈，像是周济桓本人亲自在键盘上敲出来的”。但商务部驳回了动议，理由很简短：“国家安全审查不属于民事诉讼，不适用商业机密保护条款。”

这意味着，在听证会上，沈既明可以公开引用黎景川的文件。

“这是整个审查程序中对我们最关键的一个裁定。国家安全审查的立法逻辑跟商业诉讼不同——在国家安全面前，商业机密不享有绝对保护。周济桓在华尔街和华盛顿玩了几十年规则，但他没玩过中国的国家安全审查。”

沈既明放下商务部的回函，拿起内线电话。

“林筝，约陆总。今晚。模拟听证。”

晚上七点，衡权律所最大的模拟法庭灯火通明。这个房间平时是用来做庭审模拟的，法台、证人席、旁听席一应俱全，甚至墙上还挂着一枚国徽。今晚被改装成了听证会模拟场——法台变成了专家委员会的席位，旁听席上坐着衡权律所的十几位律师，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评分表。

陆砚舟坐在证人席上，面对沈既明的交叉质询。林筝扮演专家委员会的主持人，徐知远扮演银星方面的辩护律师。

“陆先生，”徐知远站起来，推了推眼镜，“您在德信重工重整案中提交的财务模型，是否含有主观判断？您在听证词中提到周济桓‘故意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资金紧张’，请问您如何区分‘故意的商业策略’和‘正常的市场竞争’？”

“区别在于时间节点。”陆砚舟的声音很稳——在真实的谈判桌上面对过无数想要吃掉他的人，模拟法庭的压力对他来说不过是日常训练，“周济桓在维庸重工被BIS查封海外订单后的第四个月提出对赌协议。在德信重工被下调信用评级后的第二周提交收购方案。在华微电子8英寸晶圆良率突破的第一时间——也就是三年前——通过芯源投资提前布局。”

“以上三个案例，时间节点全部精准地落在目标公司最脆弱的时刻。一次是巧合。三次是模式。四十七次——是操作手册。”

沈既明从法台上拿起一份文件，是黎景川盒子里编号十七的材料，封面上的标签写着“德信重工——银星内部讨论纪要——二〇二二年十一月”。

“这份文件是银星内部关于德信重工的讨论纪要，日期是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也就是德信重工被下调信用评级前的第二周。在纪要中，周济桓先生写道：‘德信的评级下调是大概率事件，建议提前准备收购方案，待评级下调后第一时间接触债权人。’”沈既明把文件投影到大屏幕上，周济桓的签名被放大到整面墙，“这说明周济桓在评级下调之前就已经知道德信重工即将被降级。而德信重工的信用评级报告在公布之前属于非公开信息。请问陆先生——一个外部投资人，如何提前两周知道一家公司的评级即将被下调？”

“内幕信息。”

“谢谢。没有其他问题。”

徐知远重新站起来：“陆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您父亲陆维庸先生的对赌失败，是否影响了您对周济桓先生的客观判断？”

陆砚舟沉默了。

这个沉默持续了大约五秒。徐知远在模拟中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知道周济桓的律师在真实听证会上一定会拿陆砚舟的“个人动机”做文章——你不是客观证人，你是带着私仇来的。

“影响过。”陆砚舟抬起头，“十七年。他影响了我不止十七年。”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棋子落在棋盘上，“但那不代表我在说谎。周济桓的问题不是他害了我父亲——是我父亲的死让他发现，用规则漏洞杀人不用偿命。他后来又做了很多次。四十七次——这个数字不是我编的。这些文件是我父亲书房的地砖下面挖出来的——这个事实也不是我编的。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仇恨能让他花十七年收集四十七份文件、一份一份地埋在仇人眼皮底下，那这种恨至少帮助他发现了真相。”

“而真相本身，跟恨不恨无关。”

模拟法庭里安静了片刻。旁听席上的一位资深律师轻轻点头。

林筝敲了一下法槌：“交叉质询结束。休息十五分钟。”

沈既明走到陆砚舟身边。他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手心也是湿的——她注意到了他握紧又松开的拳头。在模拟作证时被问到父亲，比在真实听证会上被问到还要难。因为模拟的对手是徐知远，一个朋友。被朋友问出最难堪的问题，本能反应是伤心的——不是愤怒，就是单纯的伤心。

“徐知远刚才那个问题——在真实听证会上会由金杜的律师来问，措辞会更尖锐。”她说。

“更难听的我都听过。做困境重整的时候，一些快破产的老板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吸血鬼。”陆砚舟用湿巾擦了擦额头，“只是没想到他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问我父亲。我以为我有心理准备——我发现我没有。”

沈既明看着他。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东西，放在他手心里。

是一枚袖扣。不是国际象棋的马，也不是太空人登月。是一枚摩尔斯电码的“A”——点划，干干净净的三个金属凸起，嵌在银质的圆形底座上。

“这是什么？”

“你这次没戴袖扣。模拟听证也是听证，着装不完整会被专家委员会扣印象分。”沈既明双手插回口袋里，语气很随意，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这是我在网上定做的。我选了‘A’。你可以理解成‘Acknowledge’，也可以理解成‘Attack’——进攻。随你。”

陆砚舟低头看着手心里的袖扣。银质底座在灯光下闪着柔和的光，那三个小小的凸起——一个点，一个划——像是在他掌心敲了两下。

“你是说，该进攻的时候到了？”

“不。是说你不需要只防守。”沈既明说，“十七年前你父亲在防守。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你在质证，周济桓在受审。攻守易位了。”

陆砚舟把袖扣别在袖口上。然后他抬起头，眼里不再有刚才被徐知远问到父亲时的脆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沉静的笃定。那种笃定不是压抑了情绪之后的冷静——是把情绪用在对的地方之后的清明。

“继续。”他说。

下半场模拟质询从黎景川的证词开始。沈既明模拟了她在听证会上交叉质询黎景川的环节——她问，徐知远替黎景川回答。她必须预估黎景川在真实听证会上每一句可能的答复，并针对每一条路径准备跟进问题。如果黎景川配合，怎么问；如果黎景川保持沉默，怎么逼；如果周济桓当庭打断，怎么抗辩。每一句提问的措辞都反复推敲，直到林筝在记录本上写了三页纸的修改意见。

模拟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凌晨。走廊里的自动灯已经关了，只剩下应急灯幽暗的绿光。外面在下雨，雨点打在落地窗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有人在频率上发着无人接收的摩尔斯电码。

“交叉质询的最后一个问题——你准备问黎景川什么？”陆砚舟靠在电梯壁上面，闭着眼睛问。

“我会问他——你用了十七年来搜集周济桓的罪证，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为自己辩护？”

陆砚舟睁开眼睛。

“你在给他一个当庭翻供的台阶。”

“我在给他一个把Acknowledge变成Attack的机会。”

电梯到达地下车库。门打开的瞬间，外面雨声更大了一些，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几个地方在漏水，水滴砸在水泥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回声。

沈既明走向自己的车。走了几步，她回头。

陆砚舟还站在电梯口。

“陆砚舟。”

“嗯？”

“你刚才在模拟质询中说——你父亲的死让周济桓发现用规则漏洞杀人不用偿命，所以他又做了很多次。这句话是真的吗？”

“是真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父亲不是他杀的唯一一个人。”

陆砚舟站在原地，任由雨声在车库里回荡。他想起那个铁皮盒子，四十七份文件，十六年跨度。每一份文件背后都是一个被周济桓用规则漏洞打压的企业，每一个企业背后都是几百个像他父亲一样的人——有的被逼到破产，有的被迫卖出毕生心血，有的从此在行业里消失。他父亲是其中最极端的一个案例，但不是唯一一个。

“所以我不是在为我父亲一个人打这场仗。”他说。

沈既明点了一下头。然后她拉开车门，发动引擎。尾灯在昏暗的车库里亮起红光，缓缓驶向出口。雨刮器开始工作，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把雨水推开，又被新的雨水覆盖。

他对着她的车尾灯，轻声说了一句：

“Acknowledge。收到。”

袖口上的新袖扣在车灯的余光里闪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