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陆维庸。”
电话那端沉默了。这种沉默沈既明很熟悉——陆砚舟在拼图的最后一块放下去之前，会有几秒钟的停止。他在脑子里把所有的碎片重新排列，用他下盲棋的方式，全部复盘一遍。然后他开口了。
“花匠的代号J。如果他的中文名是季景川——首字母是J。黎景川的首字母是L。我父亲的名字——陆维庸。首字母是L。这些首字母看起来是三个人——J、L、L。但在密码学里，首字母可以组成一个序列。如果花匠一直在用J作为代号，而黎景川从来没有用过代号——他始终用自己的真实姓名——那就说明花匠的代号J不是随机字母。是他和我父亲、黎景川之间的某种序列标记。”
“那意味着花匠不是你父亲的对手，也不是周济桓的人。他是你父亲的另一个搭档。”
“黎景川负责密码通信。花匠负责——外围掩护。”
“花匠的外围施压手法用在周济桓的目标身上，看起来像是为银星效力。但同样一套手法，反过来也可以用——花匠在为周济桓清除障碍的同时，也为那些被银星盯上的公司提前发出预警。如果他真的是我父亲的人——他可能一直在暗中保护那些被银星盯上的公司。不是阻止收购——花匠没有那个权限。而是在收购发生之前，用他的方式让目标公司的管理层提高警惕。”
“就像他给我送花。花束看起来是威胁，但同时也让我确认了花匠的存在。如果没有这束花，我们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花匠这个人的存在——更不会反向查出季景川这个名字，以及他跟你父亲的关联。他的送花行动，同时完成了两项任务：周济桓要他施压我，而他在这束花的包装纸里——用的是虹桥那家花店的包装纸，上面有花店的热线电话。花店的电话在行业黄页上公开可查，但如果我发现他是通过花店下单的，我就能顺着花店的供应链反向追踪他的操作路径。一般人不会注意到包装纸上的电话，但我是律师。他预设我会。”
“他在给你留路标。”
“对。明信片也是同样的逻辑。他给我母亲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邮戳、纸质、墨色、笔迹——这些都是可追溯的信号。他既执行了周济桓的外围施压指令，又给每一份施压包裹里塞满了可追踪的证据。花匠不是在为周济桓服务。他在用周济桓的钱和资源，给他真正想保护的人——提供情报。”
沈既明站起来，走到白板前。她在“花匠”两个字旁边画了一个新的分支，写上“陆维庸—黎景川—花匠”三个名字。三个人，一个序列。陆维庸是企业家，黎景川是密码学家，花匠是——
“花匠的身份不是收藏家。他的真实职业可能是情报人员。总参三部出身，和黎景川同期。黎景川在中科院被挂闲职之后，花匠可能也选择了用外部身份潜伏。周济桓需要一个能执行外围压力的人，花匠正好可以填补这个角色。他进入银星外围体系的同时，也进入了陆维庸的防御体系。”
“如果他一直是我父亲的人——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联系过我？”
“也许他联系过。只是你没有意识到那是联系。”沈既明走到陆砚舟面前，声音轻下来，“你说过，在你父亲的葬礼上，有一个穿黑色风衣戴墨镜的陌生人站在人群最外围。你跟黎叔叔确认过那个人的姿态——当时无法确定是不是黎景川。但也许站在最远处的不是黎景川。是花匠。”
陆砚舟愣住了。然后他打开手机，翻出那张老照片——陆维庸葬礼的合影，画面最右侧边缘那个模糊的黑色风衣男人。站姿笔直，重心落在前脚掌——老式队列训练的姿态。他把照片放大，截取那个人的手部。
“黎叔叔的手指被敲碎了。那个人的手指在照片上不清晰，但能看到他双手是自然垂在裤缝两侧的——没有变形，没有疤痕。他不是黎景川。”
“那就还有另一个人在你父亲的葬礼上。在最远处。在所有人离开后消失。”
“花匠。”
两个人同时沉默了。窗外的夜空被城市的灯光映成浅橘色。
沈既明拿起铅笔，在便签上给花匠写回信。回信的内容不是讨论密码学——她本来打算回复恩尼格码的加密问题，但陆砚舟那番话让她决定改变回复方向。这次用的是明文。没有凯撒移位，没有维吉尼亚密码，没有恩尼格码。只有一组裸露在电波中的莫尔斯电码。任何人都能抄收，任何人都能读懂。
“J——ACK。收到了。不只是花。——BD4SJM”
ACK。Acknowledge。确认。收到。这是陆维庸留给黎景川的最后一个词，她把它用在了这里。
巴淡岛方向没有回复。那一夜频率安静。
但第二天凌晨，陆砚舟的SDR接收机在14.200附近捕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号。信号极弱，S1，低于噪声电平，必须用数字信号处理的积累增强算法才能提取。发信位置不明——来波方向不在新加坡，不在柔佛，不在巴淡岛。在更远的地方——电离层二次反射路径，距离超过四千公里，发射角极低，像是从西北偏北方向传来的。
黎景川分析了信号特征后，打电话过来。陆砚舟隔着听筒都能听到他手指磕在话筒上的声音——那十根敲碎后无法正常弯曲的手指在颤抖。
“发报节奏跟我一模一样。点划间隔比标准短十到十五毫秒。他是我的同期。总参三部第七期通信加密培训班。我们班一共九个人。除了我，其余八个人全部留在部队。只有一个——季景川——二〇〇三年调往广州军区后失去联系。”
“他还活着。”陆砚舟说。
“他还活着。而且他用了我的发报节奏。他在告诉我——他没有忘记。”黎景川沉默了片刻。然后他发出了一声短促的、被压抑了太久的笑。
“季景川。他当年在培训班里是最不爱说话的——全班九个人，他可以一整周不出声，但手指从来没停过。熄灯后他躲在被子里练电键，弹簧声被教官抓了三次。”黎景川的语气忽然变得很轻，像是在讲一个跟自己无关的故事，“后来教官不再抓他了——因为他进步太快，全班第一名。我排第二。”
“季景川从军用通信系统退出后，销声匿迹二十多年。银星外围的花匠J——就是他。全班第一名。周济桓最隐秘的武器。”
“他用了你的节奏来发这组信号。他在告诉你——他还在使用你们当年的通联标准。”
“对。而且这组信号的内容只有两个字——”黎景川停了一下，陆砚舟听到他深吸了一口气，“他在发送一组重复的呼号。不是他自己的呼号——他从来没有正式登记过业余电台执照。他在发送我的旧呼号——BI1LJC。这是我在北京的新呼号，新呼号是在二〇二四年十一月才申请的，没有任何公开记录。他没有公开渠道获取这个呼号，但他知道。他一直在监听这个频率。他听到了我跟你父亲的通联。他听到了我等你父亲等了十七年。他用我的新呼号回复——证明这二十多年来，他始终在监听同一个频率。”
陆砚舟把黎景川的话转述给沈既明。沈既明在日志上写下：花匠确认——季景川。总参三部第七期学员。黎景川同期。二十多年来始终监听14.200。信号内容为黎景川新呼号BI1LJC（呼号申请于二〇二四年十一月，无公开记录，花匠通过持续监听获取）。花匠不是敌人。他是陆维庸防御体系中最隐蔽的一环。
她放下笔，看着窗外。
天快亮了。江面上的薄雾被晨光穿透，整个陆家嘴笼罩在一片柔和的金色之中。
二十多年。季景川在这个频率上监听了二十多年。他听到了陆维庸的最后一次通联，听到了黎景川十七年来从未发出的回复，听到了陆砚舟从一个十五岁在电台上呼叫父亲的孩子变成三十二岁的投资人，听到了她自己在凌晨的阳台上一遍又一遍敲击电键。他什么都知道。他只是从未出声。
现在他出声了。他用的是黎景川的发报节奏，用的是黎景川的新呼号。他在用这种方式宣告——我准备好了。
但她还需要确认最后一件事。
“如果我们回复他——他会现身吗？”
“他已经在现身了。从花束到明信片，从凯撒移位到恩尼格码，从签到簿上的季景川到今天凌晨的信号——他不是突然出现的。他是一层一层剥离了自己的伪装。花匠是周济桓最隐秘的武器，现在正在把自己的身份一层一层地揭开给我们看。他不是在潜伏。他是在归队。”
“那我们来回复他。”沈既明按下电键，回复了季景川的信号。用明文。用她在德信重工第一次会议上、在南京东路的咖啡厅里、在华微听证会的证人席前、在凌晨两点的阳台上反复使用过的措辞。
“BI1LJC——ACK。BD4SJM和BG5USC——都在频率上。你等了二十多年——我们听到了。”
信号发出。
电离层反射回来的噪声中夹杂着远方的电码声、数据通信的蜂鸣、还有一艘渔船在日本海上发出的遇险信号。14.200兆赫依然嘈杂。
但在那些噪声之下，有一个微弱的信号在回复。信号强度S1，功率极低，发报节奏与黎景川一模一样，点划间隔比标准短十五毫秒。
“QSL。收到。确认。”之后是一组单独的字母。J。
季景川。花匠。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在频率上发出自己的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