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匠静默后的第一周，苏州纳维的应对初见成效。深圳那家创投机构正式通知银星新加坡暂停谈判，理由是“内部合规审查需要时间”。没有直接拒绝——合规审查是一个完美的拖延理由，银星不能催，不能投诉，也不能绕过机构直接接触LP，因为创投机构与LP之间的协议通常会赋予机构排他性的投资决策权。银星的收购排期表上，苏州纳维的时间窗口从三周延长到了至少两个月。
苏婉清给沈既明发了一封邮件，主题栏只有一个词：谢谢。邮件正文是苏州纳维外延片良率的最新突破——缺陷密度从每平方厘米零点六降到了零点四。附件是一张实验室照片：苏婉清穿着无尘服站在长晶炉前，旁边是她的导师——一位七十多岁的英国老人，专门从剑桥飞过来见证这次突破。照片里的师徒两人都戴着口罩，但眼睛在笑。
沈既明把照片转发给了陆砚舟。他回了一句话：“这个良率如果被银星拿到，他们会在柔佛直接复制整条产线。”
花匠静默后的第二周，沈既明发现自己和陆砚舟之间开始出现裂痕。
起因是山东天岳的防御方案。山东天岳创始人邱建国在收到花匠情报后，第一时间采纳了沈既明的建议——主动与济南国资创投基金达成了退出期延长协议，稳住了第二大股东。但在后续的防御方案选择上，邱建国提出要引入一个新的战略投资者——一家深圳的民营资本——来稀释银星可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的股份。沈既明支持这个方案，因为引入战略投资者是标准的反收购毒丸策略，与天科合达的路径一致。陆砚舟反对。
“深圳那家民营资本的背后有新加坡LP。虽然持股比例很小——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基金份额——但新方LP的母基金管理者曾经是周济桓在摩根士丹利的下属，二〇一一年离职后创立了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被公开披露过，但我查到了二〇一二年的一次联合投资记录——周济桓以个人名义参与了该资产管理公司第一只基金的基石投资。这笔投资在法律上已经退出，但个人关系不会因为退出而消失。”
沈既明把山东天岳的股东名册摊在会议桌上，用手指点了点深圳那家民营资本的名字。
“新加坡LP在基金中的份额不到百分之五。对基金的投资决策没有否决权。根据这只基金的有限合伙协议，LP在投资委员会中没有席位——所有投资决策由普通合伙人独立做出。”
“没有否决权，但有信息权。基金的季度报告会抄送所有LP。季度报告里包含被投公司的经营数据。这意味着每一季度，周济桓的前下属都会收到山东天岳的最新经营数据——通过深圳这家民营资本的基金报告。这些数据不会保密——因为天岳已经是上市公司，经营数据在公开财报里都能找到。但基金报告里的数据比公开财报更及时，有时会包含管理层在投后交流中透露的非公开信息。周济桓如果在银星拿到这些报告，他的分析团队能比市场早一到两个月预判天岳的业绩走势。”
“这是你自己的推论。不是证据。”
“对。所以我不建议用这家民营资本。改用北京的一家国有产业基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三期。三期基金的LP全是国有资本，没有任何境外LP。而且三期基金的投资方向明确包括第三代半导体，投天岳符合他们的产业政策。”
“国创三期基金的投资审批周期至少三个月。银星的收购窗口期只有不到两个月——花匠的情报显示陈凯文正在加速收购进程。三个月审批下来，银星可能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完成了股份吸纳。邱建国等不了三个月。他需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增发。”
两人在会议室里对峙了将近一个小时，谁也说服不了谁。林筝在会议室外偷偷给姜知意发微信：“沈律和陆总在会议室里吵架。不是为了私事，是为了国资基金和民营资本的选择。两个人嗓门没大，但语气越来越冷。会议室窗户玻璃都快结霜了。”姜知意回了一个字：“等。”
最终邱建国选择了折中方案——同时接触两家机构，优先推进国创三期，同时保留深圳民营资本作为备选。沈既明和陆砚舟各自起草了一份法律意见书——她的支持深圳方案，他的支持北京方案——两份意见书并列提交给了天岳董事会。
当天晚上，沈既明在阳台上守听14.200的时候，发现陆砚舟没有开机。他的呼号BG5USC在QRZ的在线状态显示离线——他从不在晚上关机，不管是开会、加班、还是出差，他的电台永远是开着的。即使是两人为了工作上的分歧争执，他也会在晚上通联时用摩尔斯电码发来一组“QSK”——等待，准备接收——表示他还在频率上，还在等她。
今晚频率上只有噪声。她守到凌晨两点，然后关掉了电台。
第二天上午，姜知意把她堵在咖啡间里。姜知意今天穿了件藏蓝色的西装，袖口挽到手肘，手里端着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她只有在准备说狠话的时候才喝黑咖啡。
“你们俩在冷战？”
“没有。”沈既明端着马克杯，里面是已经凉了的拿铁——陆砚舟今天早上没有按惯例把热拿铁放在她桌上。这个习惯已经持续了将近四个月，从华微毒丸计划通过那天开始，从未中断。今天是第一次中断。
“你刚才盯着咖啡间门口看了三次。每次都是门开的时候。你等的不是外卖，是他。”
“我在想事情。”
“你想事情的时候会敲手指——那是你发摩尔斯电码的习惯。从坐下来到现在你在桌上敲了四遍SOS。你的手指比你的嘴诚实。”姜知意在她对面坐下，“既明，我认识陆砚舟十七年。他是个可以在谈判桌上被十几个人围攻而面不改色的人，但他今天早上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一动不动四十分钟。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她选了深圳的方案’。”
“我给他起草了完整的法律分析——”
“他不是在质疑你的专业判断。他是在想——你选的方案里有周济桓前下属的LP。他花了十七年追踪周济桓的人脉网络，他不需要法律意见书也知道新加坡LP没有否决权。但那是周济桓的人。哪怕只是百分之五的份额，哪怕只是间接的、微不足道的关联，他都无法忍受。不是因为他怀疑你的判断——是因为他不能接受你的方案里有他追了半辈子的影子。”
沈既明把马克杯放下。窗外的上海天空阴沉沉的，似乎要下雨。远处黄浦江的江水在低气压下呈现出一种压抑的铅灰色。
“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我知道你没有。你在用自己的专业判断——法律上新加坡LP没有否决权，信息权不构成控制权，季度报告不能等同于内幕信息。你是对的。从法律角度完全成立。但他不是在法律层面上看这件事。他是在记忆层面上看——每次他听到‘新加坡’和‘银星’这两个词放在同一个句子里，他就会想起他父亲。不是因为他不专业。是因为他花了十七年试图忘记，然后发现根本忘不掉。”
沈既明沉默了片刻。她用勺子搅了搅已经凉透的拿铁，看着奶沫在表面缓缓旋转。
“我应该怎么跟他谈？”
“不要用法律条文谈。用他的语言谈。”姜知意站起来，端着自己的黑咖啡走到门口，回头加了一句，“你第一次在华微董事会上提出毒丸计划时，用的那个词——‘毒丸’。你明明可以说‘定向增发’，但你没有。你选了只有真正懂反收购历史的人才用的词。为什么？”
“因为那个词更精确。”
“不。因为你本能地选择了他的语言。他懂‘毒丸’，所以你跟他说了‘毒丸’。现在的问题不是你选深圳还是北京——是你在选方案的时候用了你的语言，忘了他的。再用一次他的语言。他听得懂。”
沈既明在咖啡间里坐了很久。窗外的天色越来越暗，终于开始下雨。大颗的雨滴打在落地窗上，一道道水痕在玻璃上交错滑落。
她站起来，走到陆砚舟的办公室门口。
门没关。陆砚舟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山东天岳的股权结构图。他大概已经在上面画了无数条线——红色的是周济桓可能的关联路径，蓝色的是安全路径。屏幕上是一封写到一半的邮件——收件人是沈既明，主题栏空白，正文只有一个光标在闪。
“关于山东天岳的方案。”沈既明靠在门框上，没有走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