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课业压力突然变得很大，教室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沉闷。连景瑜这种平时嘻嘻哈哈的人都开始认真刷题了，萧煜更是直接从“随便都行”切换到了“我要考中大”。

我和温屿安的成绩都不差，但他比我更稳一些。他帮我把数学从七十多分提到了稳定在一百一左右，我用我的英语优势帮他补短板。我们像两台互相供能的机器，在高三的重压下互相托着往前走。

但压力还是有的，而且很大。

到了十一月份，温屿安的状态开始变得不太稳定。

不是成绩上的问题，是情绪上的。他变得更容易焦虑，更容易失眠，更容易在半夜的时候突然握紧我的手，用力得指节发白。

我知道原因是什么。

萧煜告诉我，温屿安的母亲已经两个多月没给他打钱了。不是没钱，是忘了——她有了新的家庭，有了新的孩子，温屿安在她生活里的存在感越来越稀薄，像一幅褪色的画，快要看不清了。

温屿安没有跟我说这件事。

但他不说，我也看得出来。他开始在食堂挑最便宜的菜吃，开始把衣服补了又补，开始在提到生活费的时候轻描淡写地说“够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假话。

有一天晚上，我在他桌下发现了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一行字：“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两千四。”

是他的字迹。不是写给谁的，只是写给自己的提醒。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

我没有当面跟他说这件事。我知道以他的性格，直接给他钱他会觉得被施舍，会觉得欠了我什么，那会让他更难受。

我想了很久，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周回家的时候，我跟妈妈聊了很久。

我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在一个工厂做会计，工资不高但把我们的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我爸爸在外地工作，每个月寄钱回来，家里也还富裕。

我跟她说了温屿安的事。没有说得太细，只是说他家里情况不太好，他成绩很好，人很努力，但经济上有些困难。

我妈安静地听完，说了一句：“你跟他关系很好？”

“很好。”我说。

“那你觉得他值不值得帮？”

“值得。”

我妈点了点头，说：“那你想怎么帮？”

“我不想让他觉得是在接受施舍。”我说，“我想能不能以学校奖学金的名义给他？或者别的什么名头？”

我妈想了想，说：“我有个办法。”

后来，我妈通过班主任张老师，以“校外爱心人士资助”的名义，给温屿安提供了高三一整年的学费和生活补助。

温屿安接到通知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反复跟张老师确认了好几次，最后红着眼眶签了那份“资助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