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吗？”

“不怕。”他想了想，又说，“有一点。但不是害怕别人不喜欢，是害怕别人喜欢。喜欢了就会有期待，有期待就会有失望。”

“你想那么多干嘛？”我笑了，“先把EP录出来再说。”

“嗯。”他说，“录出来再说。”

地铁来了，他松开我的手，走进了车厢。车门关上的时候，他隔着玻璃看着我，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什么，但我听不到。

地铁开走了。

我站在站台上，看着列车消失在隧道的黑暗里。

过了几秒，手机震了一下。

是他发来的消息：“我说的是——明天见。”

我笑了，回了一条：“明天见。”

EP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接下来一个月，我们每个周末都泡在录音棚里。录音棚在朝阳区一个文创园里，不大，但设备很专业。录音师姓马，是个沉默寡言的胖子，对声音的要求极其苛刻，一个音可以让你唱二十遍，一个吉他扫弦可以让你录四十分钟。

“再来一遍，”马老师说，“这次情感再饱满一点。”

“老师，我已经唱了十几遍了。”我嗓子都快哑了。

“你唱累了就去休息，休息好了再来。”

我垂头丧气地走出录音间，温屿安递过来一瓶水，拧开瓶盖的那种。

“别急，”他说，“慢慢来。”

“你不急吗？”

“不急，”他说，“反正我在外面等你，多久都等。”

马老师听到这句话，从调音台后面探出头来看了温屿安一眼，又看了看我，什么都没说，但我分明看到他嘴角动了一下。

录歌的过程很累，但很快乐。

看着一首歌从demo变成成品，从粗糙的录音变成精修后的作品，那种成就感是无法形容的。当我们的第一首歌《杏花微雨》在马老师的音箱里播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四个人挤在小小的控制室里，谁都没说话。

那是我自己的声音，但我听起来觉得不像自己。太干净了，太饱满了，情感太浓烈了，浓烈到我觉得不好意思。

“好听。”温屿安说。

就两个字，但我听得出来他是真心的。

一个月后，EP录完了。四首歌——《杏花微雨》《北京的冬天》《夜空中最亮的星》（翻唱），还有一首景瑜写的歌，叫《兄弟》，写的是我们四个人的故事。

EP没有正式发行，只是上传到了网易云音乐。景瑜用自己的账号发布的，标题写着“Y乐队首张EP，请多关照”。

没有宣传，没有推广，甚至连封面都是我用手机拍的——四个人站在录音棚门口的合照，背景是北京的晚霞，调了个滤镜就算完事。

但上传之后的第一天，播放量破了五千。

“五千！”景瑜在群里发了一长串感叹号，“五千播放量！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萧煜问。

“意味着至少有两千五百个人听了我们的歌！”

“……这个数学我也是会算的。”

“我的意思是，”景瑜急了，“有人听！不是我们逼着人家听的，是人家自己搜到、自己点开听的！”

我懂景瑜的意思。从高一那个破旧的音乐教室到今天，我们第一次被“陌生人”听到了。这种感觉很奇怪，像是你在一个山谷里唱了很久的歌，突然有一天发现，山谷外面有人在听。

温屿安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食堂吃饭。我把手机屏幕怼到他面前给他看播放量的数字，他愣了一下，放下筷子，仔细看了看，然后把手机还给我，拿起筷子继续吃饭。

“就这反应？”我不满意。

“嗯。”他夹了一块西兰花放进嘴里，慢慢嚼完，然后说，“挺好的。”

“就‘挺好的’？”

他想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很高兴。”

我被他这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样子气笑了，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他这次没有躲，任由我揉，低着头吃饭，但我看到他脖子后面红了一片。

嘴上说着“挺好的”，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EP上传后第二周，播放量破了两万。

评论区有人留言说“这首《杏花微雨》让我想起了高中的初恋”，有人说“主唱声音好有辨识度”，有人说“贝斯手好稳，求贝斯手联系方式”，我念给温屿安听的时候，他耳朵红得像过年。

“有人要你联系方式呢，温屿安。”

“不给。”他说。

“为什么？”

“我又不认识他们。”

“那我的联系方式可以给吗？”

他沉默了两秒，说：“更不行。”

我笑了，把他拉过来抱了一下。他僵了一秒，然后放松下来，下巴搁在我肩窝上，闷闷地说了一句：“你是我的。”

声音很小，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是你的。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