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上学期，景瑜攒了一个更大的局。

他在我们四个人的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是一张海报——不是真的海报，是他用手机软件做的，背景是火焰特效，上面写着几个大字：“Y乐队北京复出演唱会”。

“什么演唱会？”萧煜秒回。

“就是咱们四个人找个地方弹弹琴唱唱歌，我给它起个酷一点的名字怎么了？”景瑜理直气壮。

“你不去搞营销可惜了。”我说。

“你别说，我们公司——”景瑜发了一半，又撤回了，重新发了一条，“算了，说正事，这个周末有没有空？我朋友那边有个livehouse，说是周末下午闲置，我们可以去用。”

景瑜大三开始在一家音乐工作室兼职，认识了不少圈内人，能借到场地并不奇怪。

周末很快就到了。

那家livehouse在南锣鼓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门脸不大，走进去才发现别有洞天。舞台不小，灯光设备齐全，调音台是专业的，音响是进口的。我们四个人站在舞台上的时候，面面相觑，都有点不敢动。

“这也太正式了吧。”萧煜摸了摸面前的麦克风架子。

“又不是没用过好的，艺术节那次不也是专业设备吗？”景瑜说。

“那次是学校里的专业设备，这次是外面livehouse的设备，感觉不一样。”萧煜说。

我转头看温屿安，他正蹲在地上调试他的贝斯效果器，表情专注得像个科学家。

“紧张？”我蹲下来问他。

“没有。”他说，“我在想，我们以前的演出都是在学校里，台下是同学和老师。如果有一天台下是陌生人，他们花钱买票来看我们演出，那会是什么感觉。”

“你想那么远干嘛？”

“不是想得远，”他抬起头看我，眼睛很亮，“是我觉得那一天的到来，可能比我想的要快。”

他的话让我愣了一下。我没想过乐队能走多远，对我来说，和温屿安、景瑜、萧煜一起玩音乐本身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至于能不能成名、能不能赚钱，我没认真想过。

但温屿安说了这话之后，我开始想了。

那天下午我们排练了三个小时。我们把以前的老歌重新编了曲，加了新的和弦和节奏型，还试了一首新歌。新歌是萧煜写的，叫《北京的冬天》，旋律很温暖，歌词写的是一群年轻人在异乡打拼的故事。

“北京的冬天没有雪，就没有灵魂

可是有了雪，又想起南方的炉火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挤在同一节地铁

谁的耳机里，放着同一首歌”

我唱完最后一句的时候，景瑜沉默了五秒钟，然后说：“萧煜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写歌词了？”

萧煜难得地不好意思了一下：“就是……随便写的。”

“你这随便写得也太好了。”我说，“比温屿安写得好。”

温屿安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我感觉到他弹贝斯的手劲大了那么一点点——他在表达不满。

“开玩笑的，”我赶紧补了一句，“你俩风格不同，都好，都好。”

排练结束后，我们没有立刻走。livehouse的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摇滚青年，留着长发，穿着皮衣，人很热情，给我们倒了四杯热水，坐下来跟我们聊天。

“你们这水平可以啊，”他说，“玩多久了？”

“从高中开始的，快五年了。”景瑜说。

“五年？那挺长了。有原创吗？”

“有，好几首。”

“录了吗？”

“还没有，”萧煜说，“没有条件。”

老板想了想，说：“我认识一个做录音的朋友，活儿不错，价格也公道。你们要是想录EP，我可以帮你们牵个线。”

EP。录歌。这两个词砸下来，我们四个都安静了。

录歌？我们？

走出livehouse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南锣鼓巷的灯笼亮起来了，游客来来往往，糖炒栗子的香味飘了满街。我们四个人并排走在巷子里，谁也不说话，但谁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EP。

“我想录。”景瑜第一个开口。

“我也想。”萧煜说。

“那就录。”温屿安说。

三个人都看向我。

“当然录啊，”我说，“你们三个都同意了，我还能说不吗？”

景瑜一把搂住我的肩膀，用力晃了晃：“路野舟！咱们要录歌了！”

“你轻点！我肩膀要断了！”

萧煜在旁边笑，温屿安也笑了，我们四个人站在南锣鼓巷的人流里，笑得像个傻子团伙。

那天晚上，温屿安送我回学校。

北京的夜晚很冷，十一月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他把围巾分了一半给我，两个人的脖子挤在同一条围巾里，走路的时候要配合对方的步调，不然就会扯到。

“路野舟。”

“嗯。”

“你紧张吗？录EP的事。”

“有一点。”我说，“但更多的是兴奋。”

“我也是。”他说，“以前唱歌，只有你们三个人听。以后可能会有更多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