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到你的纸边是去年秋天。”程司直把纸摊在桌上，用手掌压平折痕。“裴衍送了一批万年县的案卷回大理寺，我是初审的人。案卷正常，但有一份的纸边夹着一张窄条。上面写着《贼盗律》第二十三条的疏议原文，后面跟了一句话：此条适用前提为持仗行盗，本案无持仗证据，不应援引。”

他又摸了一下鼻子。

“我在大理寺看了十二年的案卷。从来没有人在抄件边上写疏议原文。抄书铺的人只抄不读。你不但读了，还挑出了法条适用的错误。我当时看了那张窄条三遍。第一遍是确认你写得对不对，你写的是对。第二遍是想你是怎么知道这一条的，疏议的这个部分连大理寺一半的人都没读过。第三遍是想你到底是谁。”

“然后你就开始在纸边上给我写回信。”

“对。我不敢去找你。我把回信夹回抄件里，让裴衍带回去。第一次写的时候手抖了一下。‘无误。便中。’那四个字，‘便’字的竖钩有一个小弯，不知道你住没注意到，那是手抖的。”

沈约想了想。她确实看过那张纸条，写了四个字，很短，像是在赶着写完。但她没注意到竖钩上的小弯。她只记得那个字写得正，正到有点不像手写，像印出来的。

“后来你的纸边越来越多，我回的判例也越来越长。有一次你引了《户婚律》的一条争产条文，我翻了案卷室三个架子，找出三个年份的对应判例给你。翻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案卷室的灯油用完了，我摸黑下的楼。”

程司直把纸收回袖子里。他又摸了一下鼻子。然后这个人跟她在纸条上默默对话了半年、始终不敢告诉她名字的人，把门帘掀开走了出去。

苏伯在旁边把“明”字最后的一个横折勾修完，抬头看了一眼。沈约说那是大理寺的程司直。苏伯说，哦。继续修他的字。过了好一阵子才说，怪不得他的字写得像印的。

从那天之后程司直隔一两周来铺子里坐一会儿。他不带案子过来，不怎么说话，偶尔帮苏伯吃一碟咸萝卜，有时候阿虫拿不认识的生字问他，他用筷子蘸水在桌上写正楷，笔顺一笔不差，但每一笔下去都很轻，怕把桌面划花了。沈约问过他为什么写字这么轻。他说他在大理寺做了十二年司直，十二年来每天早上到案卷室第一件事就是用鸡毛掸子扫架子上的灰。一个每天跟灰尘打交道的人，手不会重。

有一天程司直来的时候带了一份东西。不是大理寺的正式案卷，是一个邻居托他问的事。邻居的弟弟在东市租了一间铺面，租约写的是三年，但房东在第二年就要他搬走，说房子要修。弟弟搬了，房子没修，房东转手把铺面租给了别人，租金涨了一倍。

沈约看了看那份租约。纸上的字是坊间讼师写的，笔力很弱，但条款写得齐全。“能告。《杂律》里有一条关于‘诈欺取财’的——但这不算诈欺，这是违约。唐律对租赁违约的规定在《户婚律》附则里，写得模糊。关键看租约上有没有写提前解约的条款。”

“没写。”

“那就有得打。没写提前解约条款，房东单方面终止租约就是违约。可以要求赔偿。赔偿标准唐律没有明确写，最接近的一条是‘违契不偿’，杖六十。但县衙一般不管这种事，得看判官的态度。”

程司直听完点了点头。

“你刚才说的那些，引了两条法律、分析了两个方向、给了一个结论。从你拿到这张纸到说完，才不到半盏茶的工夫。”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他摸了一下鼻子才开口。“你写的那些纸边，不止我一个人看过。大理寺案卷室的人都看过。他们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有两个寺丞的判词里引过你的措辞。你的字从抄书铺出去，到了县衙，到了大理寺，到了判词里。你可能不知道走了多远。”

沈约坐在那里没有说话。程司直走了。门帘晃了几下才停。苏伯把那碟咸萝卜收走，里面只剩了三片，盘底有一层盐水。阿虫从后院探头进来问要不要热水。沈约说不要。

她坐了一会儿。铺子里安静下来了，只有苏伯的刻刀在枣木上细细地划。她把桌上的粽子一个一个翻过来看。五个粽子，四个红豆馅一个红枣馅，他怎么知道她不挑食。他可能不知道。他只是把两种馅都包了，这样不管对方喜欢哪种都有得吃。跟他在纸边上回判例一样，不确定她要查什么方向，就把相关的几个方向都回了。

她把剩下的半个粽子吃完了。枣很甜。枣核吐在手心里，放在窗台上，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风吹走了。

六月中。长安热了起来。西市的槐树底下聚了一群纳凉的商贩，阿虫每天从树底下经过都要偷摘两片叶子顶在头上。柳十的手还是没有好，但他已经能用那只伤手把纸边对折了。他一天能叠一百多张。

沈约手上的案子又多了起来。除了裴衍偶尔带来的大理寺旧卷，西市有越来越多的人自己来找她，也有街坊邻里代人来问的，接的案子从商户纠纷、田产争议，渐渐开始有普通人对衙门的投诉。

有人问她接不接大活儿。她说要看多大的活儿。那人说万年县。她说不接。对方说为什么。她说我已经接过一次了，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