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点了点头。她没有说“辛苦了”之类的话。卢昭容也不需要这种话。她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帮谁的忙，是两个人在同一条线上走，走到各自能走到的地方。

卢昭容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停了一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十一个假名不只是万年县的事呢？”

沈约看着她。

“我在尚书省见过很多县的户籍副本。每个县的编制数都不一样，但格式一样。如果有人在万年县用了这种手法，先造假名占编，再删除户籍清理痕迹，那他在其他县也可能用过同样的方法。一个县十一个人，十个县就是一百一十个人。一百一十个不存在的人，每个月领三百文工钱。你算算。”

沈约没有算，她知道这个数字一旦算出来，她手上这条线就不再是一个县衙厨房杂役的案子了。

卢昭容走了。茶摊的老板过来收杯子，把桌上的茶渍擦了一遍。沈约坐在板凳上又喝了两杯茶。茶很涩，叶子泡老了。坊墙上的夕阳斜斜地照下来，把她的影子投在泥地上，影子的边缘被风吹得模糊了。

五天以后卢昭容托人送来了一份东西。是一个布包。布包沉甸甸的，打开以后里面是一沓薄册子。册子的封面上用卢昭容的小楷写着：万年县户籍副本摘录——景龙二年至开元九年。

她在灯下把册子一页一页地翻。卢昭容从吏部的户籍副本里把那十一个名字对应的页面全部抄了出来。每一个名字一页。十一页纸，十一个人。

结果是：十一个人里面，有七个在吏部的副本上存在。这七个人的户籍登记包括姓名、籍贯、年龄、家属，跟正常的登记一模一样。但在万年县的底册里，这七个人的页面是空白的。

整页空白。连格式线都在，但上面没有写过一个字。

空白页。不是涂掉的，不是撕掉的，是空白的。

沈约盯着那些空白页想。

一个人的户籍登记被涂掉，说明有人在事后修改。一个人的户籍登记被撕掉，说明有人在事后销毁。但一个人的户籍登记页是空白的，而吏部的副本上有完整内容，这说明万年县在造册的时候就没把这些人写进去。吏部副本上的内容是后补的。不是万年县删了人，是有人在吏部的副本上加了人。

但加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这些人“存在”。加人的目的是为了让万年县的空白页看起来合理，如果有人来查，万年县说“我们这边没有”，查的人去吏部一翻，吏部有，那就是万年县漏登了。

漏登是失职，不是犯罪。但如果吏部也没有，那就是两边都空白，一个人从两个系统里同时消失了，那才是有人故意删除。

周谦的手法，不在别处删，在别处加。在吏部补一份档案，让万年县的空白页看起来像漏登。漏登是失职，那边有这边没有，查的人只会说县衙马虎，不会说有人在杀人。

她在灯下坐了很久。窗外的蝉叫停了又叫，叫了一阵又停了。灯油烧了一半，她剪了一次灯芯。那些空白页铺在桌面上，一张一张的，格子线清清楚楚，但线里面什么都没有。

她把七个有吏部副本记录的名字抄在另一张纸上。旁边注了每个人的籍贯和年龄。

七个人，分布在长安周边三个县，年龄从二十五到四十八。没有女性，没有老人，全是壮年男丁。壮年男丁最适合做杂役，也最适合做替身。用一个不存在的壮年男丁占一个编制，每月领三百文，十四年下来不止七贯，如果十个县都这么做，卢昭容的计算没有错，那是一笔任何人都不会忽视的钱。

沈约把那十一页纸和卢昭容的摘录册子叠在一起。她走到槐衙的架子前面，打开最靠里那一格。架子上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周谦的签注记录，韦坚的手令，何大的名册申请。她把手上这一沓新的材料放进去，架子的这一格已经快放不下了。

她站着想了一会儿。然后从架子的另一格取了一个空的纸夹，用毛笔在纸夹的脊背上写了四个字：户籍缺失。

她把那十一个名字的材料——名单、卢昭容的摘录、空白页的比对记录，全部放进这个新的纸夹里。纸夹放回架子的最靠里那一格。跟周谦的东西挨着。

架子上现在有两个纸夹了。一个没有标签，是以前放周谦那些东西的旧夹子。一个标签上写着“户籍缺失”，两个纸夹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