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些道理，没必要细讲给主公听。

一来，主公未必有耐心听，且未必能听明白。

二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没必要去反驳主公，显得自己好像比主公更博学似的。

作为臣下，肯定主公话里的正确部分才是本分之重。

*

“不错，”高郁颔首道，“当务之急是要阻止钱币外流，令商旅在我楚境花费。”

“铁不像铅那样便于销熔，而且颇为笨重。商旅就算想把铁钱熔了带走，也是有心无力。”

“到时，商人就只能拿赚到的铁钱在我楚境交易开销，我国中自然商货流通，民富国丰。”

马殷欣然道：“大善！此事便交由高公主持，望早日施行，以兴我楚地之利。”

高郁胸有成竹，朗声道：“臣领命。”

马希声不由得别开脸翻了个白眼，他就看不来高匹夫这副当仁不让的嘚瑟劲儿。

议定要事，高郁拜辞而出，自去筹划钱币要务。

马希声嫌弃地看着高郁走远，这才回头对父亲道：“大人，你对高郁礼遇有加，可我看高郁倒是不怎么敬重君父呢。”

“大人给他赐座，他也不谦让一下，理所当然就坐了。”

“还有铸铁钱之事，我就不信只有他才能办得下来。”

“大人好意提携他，他也不知道说一声感激，得意洋洋地领命就走了。”

马殷宽宏地笑道：“铁钱之事还真就只有高公才能干得好，有大才者带几分自傲也是正常的。”

马希声嗤之以鼻，“铸铁钱这法子也不是只有他高郁才想得出来，闽国不早就这么干了？还有他之前提出铸铅钱以充国用，人家闽国、汉国不也是这么干的？有什么稀奇的？”

地处楚国之东的闽国，因铜钱不足，早在大梁贞明二年（916年）就铸铅钱，与铜钱并行流通。

后来因物价飞涨，又铸大铁钱，规定五百文铁钱为一贯，其上铸文“开元通宝”。

而地处楚国之南的汉国，也铜钱不足，早在大汉乾亨二年（918年）也铸造了铅钱，规定十枚铅钱等同于一枚铜钱，其上铸文“乾亨重宝”。

这两国所实施的政策与高郁采取的钱币政策高度相似。

在马希声看来，三者之间根本就无甚区别。

因而，他也没觉得高郁有什么过人之处。

“大人就是太高看了高郁，才惯得这人心思越来越野。”马希声振振有词，“他今日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轻视大人，谁知他来日是不是所图更大呀！”

言下之意，高郁怕不是要造反！

马殷不觉失笑。

这种揣测纯粹是无稽之谈。

高郁怎么可能会反？

更何况，哪儿是他高看了高郁？

分明是他儿子小看了高郁！

他们大楚之所以能有今天这等富庶稳定的局面，全仰赖高郁当初高屋建瓴，提出了“上奉天子，下抚士民”的总方略。

这方略放在和平时代或许就只是一句套话，可放在乱世就截然不同了。

彼时，大唐王朝虽然尚未被朱温篡夺，可也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各路军阀对朝廷甚是轻慢，别说上表问候起居了，就是贡赋也不上交。

在这种情况下，高郁建议他可“上奉朝廷”，借朝廷之威来加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以及抢占道义制高点。

这不可不谓眼光高远毒辣。

马殷就此向中原输送贡赋，在一众明显心怀不轨的藩镇里显得“忠心耿耿”，宛如一股清流。

在大唐被朱温篡夺后，马殷继续实行“上奉天子”的政策——

大唐已灭，大梁已立。

这个“天子”当然就变成了“大梁天子”。

马殷每年都会定期向大梁上交贡赋，时不时还会额外上贡一些时令特色方物，也即季节性限定南方土特产。

这一策略给楚国营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用非常直白的话来说，就是楚国认了一个背景可靠的正统老大。

老大虽不能保证楚国不挨打，但不会在楚国挨打的时候袖手旁观。

且在无损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老大愿意给楚国提供一些便利。

譬如，高郁在大梁开平二年（908年）所实行的茶叶政策，就离不开老大梁国的支持。

湖南盛产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