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政权之统一。

稽诸往史，封建、郡县之辩屡兴。倡郡县者言其势所必然，权统于上则无诸侯攻伐之端，选贤任能则无世官虐民之患；倡封建者则以诸侯各爱其人民、土地，无如守令视其所治如传舍然，进取之情锐，安民之誉迟（注51），极其掊取而去之。列国棋置，一国衰，则犹有一国富强；一方败，则尚有一方可守。无如郡县之重本末枝，不过一战，则天下之群县皆望风降附——概而言之，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注52）。至于宣朝末年，朝廷之颟顸，地方之空虚，官吏之贪暴，百姓之疾苦俱至无可维持的田地，天灾与人祸并起，华夏朝不保夕。当此之时，江永、赵瞻等名家硕儒再论郡县、封建之利弊，矛头直指无远弗届的君王权威——“其尤乱者，天子之令，下与编氓相督责，守令益旷，奸民益逞，懦民益困，则国必亡（注53）”。然则宣室南迁之后，兵部尚书程言倡设淮徐、扬滁、凤泗、庐□□镇，各属之兵马钱粮听其行取，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四镇集军、政、财权于一身，几同于国中之国，平日横征暴敛，飞扬跋扈，一朝萨虏南下，顷刻土崩瓦解。再思宣末江北之寇乱，江南之民变，足知民之识知、事力、情伪至不齐矣。非有一执要中（河蟹）央之政府，不足以振衰起溺，挽救华夏于危亡。

政权统一的关键，在乎兵权与财权两端。

昔年陕西奇旱，宣室不恤民命而征敛益迫，米脂人李翊杀官投军，转战数十载，遂于西北称号建国。宣顺本为敌国，时势推移，两朝或战或和，虽有素与南朝交厚的李默、江霖相继秉政，数倡长安、成都之盟，然将帅间积嫌已久，终非一朝一夕所能消释。四川赵家与台湾黄家同在名义上效忠宣室，又以姻亲之谊休戚与共。可几番约期夹击虏寇，终皆无功而返。质而论之，陕甘、川滇、台海分治久矣，处境悬殊，各有所计，必要有一中枢总持军政、统一号令，否则绝无法同谋而合力，免于自相耗损。

数番商议之后，各方一致同意组建“共和军”，共和军下各军编制、名号、将领暂仍其旧，凡调发兵马、拨给兵饷诸事，悉归中央政府统筹。丹心社本是江南秘密抗景组织，此后也编入共和军，专司侦察、联络诸务，其经费由三方协同供给——无论建国还是联军，钱粮兵饷皆是绕不开的话题。江霖勉强按捺众议，劝大家集思广益，先定平虏之略。及至不得不重启财政之议，各院声浪此起彼伏，直如乱箭交驰，令深山清幽之地顿作交锋之场。“譬如兄弟异爨，长兄仕宦，次兄经商，幼弟力田，积岁既久，家业遂有丰啬。今为外御其侮，不得已而撤其藩篱，合为一家，”几天辩论下来，江霖已是头昏脑涨。斯年前来探望时，正见他解下网巾，卸去绒氅，四仰八叉地瘫在椅中抱怨，“富强者不肯轻出其财，而贫弱者又惧为人所制，彼此猜防，虽同为手足，又将如何相安？”

江霖白面白衫，远望去活像枚被波涛打翻、垂头丧气的海贝。斯年心下好笑，正要绕过他身前，不料那只懒洋洋伸出的脚忽地一勾一转，直将她绊得跌入自己怀中。“你真坏！”斯年羞得满面通红，伸手便要捶他，却惹得江霖放声大笑，“好妹妹，我错了！我这便向你赔罪！”

一阵笑闹过后，忽闻门外有人通报，赵望舒来访。“长姐怎么来了？”“料是为公事而来，莫慌。”“我先去外厅迎她，待你换好衣裳，快些便来！”斯年挣扎着想要离开江霖的怀抱，腰间却被他紧紧扣住，“你放开我！”

“再做一会也好，那里发付小生也呵！”江霖恋恋不舍地松开手，故作委屈地长叹一声，“有心争似无心好，多情却被无情恼。便是铁石人，铁石人也动情（注54）！”

“坏哥哥，你又编排我！我以后再不理你了！”斯年面色愈发绯红，嗔怒之下，接连在江霖脚上踩了好几下，见他只是含笑受着，任凭自己出气，她反倒不好再恼，只得轻哼一声，头也不回地朝门外快步走去。

“台湾瘴疠悍疫之乡，地狭人稀，田赋所出有限。自景虏行迁界禁海之令，沿海省份严设关防，不许片帆入口。旧有山路、海路五商俱废，岛中货物难周，百业俱困。况而连年战事，粮饷物资耗费巨万，虽竭力经营，亦难与中原诸省比肩。”

“王妃娘娘何必过谦？世人皆知台湾沃野千里，田畴市肆，不让内地。虽因海禁，稍难取货于中原，然据厦门、台湾、吕宋诸港，横绝大海，肆通外国，置船兴贩，桅舵、铜铁不忧乏用。自永康四年延平武王父子□□，移诸镇兵士眷口其间，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而今户口渐繁，财货日盛，实乃天下第一等富庶之地。”

“监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赵望舒与张苍水相识既久，与赵晋兄妹更是骨肉相连的血亲。相较而言，她与江霖交谊尚浅，彼此间少不得几分试探周旋，“近年本岛旱荒，米价飚涨，兼之英吉利人屡违商约，所售火药、铁器尚未交割，应遣工匠、炮手亦久不见至。且彼又羡中原货殖殷阜，遂与萨人潜相结纳——实不相瞒，台湾连岁转输军饷，公帑空虚，至今尚负洋商巨债，犹未偿清。”

“来日共和国立，物资益丰，国信益著，所利台湾者岂少也哉？”江霖的嘴角噙着疏离的笑意，一语道破望舒的心事，“王妃所虑，在下略知一二。黄家奋三世之余烈，捐百万家财，糜千万生灵，存衣冠于海岛，向东南争半壁。一朝来归，则舟师、海贸不复专有，台湾政令亦难自主。待王妃归去，将何以答岛中父老？”

一语诛心，望舒的面色变了几变，“私以为当今胡虏未平，诸方赋役、钱法悬殊，若遽责画一，未免操之过急。况决议之可行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倘徒为空文，反激众口纷呶，自乱军民士心。”

“盖治国者与操舟然，必先定其向之方，而后有达之日。今之所议，未必旦夕施行，不过先明立国之义，粗定施政之纲，犹设指北针于舟中，使知所趋，否则迷于歧路，而终丧其行，”江霖双肘轻倚扶手，十指交扣于身前，垂眸沉思片刻，“延平王府守御海疆数十载，功在社稷。来日中原恢复，宜以延平郡王为台湾首任总督，以安岛内人心。海贸诸务，仍由台湾主持，其出纳税课，则暂归中央，以十年为限。其后总督之选虽归公议，惟延平郡王府得先举其人，以示酬勋，限五十年而止——王妃娘娘以为如何？”

多日议事，赵望舒已察觉出江霖的不凡来。此人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于利害得失之间，尤能权其轻重。他本非谦抑之人，此番却甘居调解之任，凡众有所争，则平心折衷；议有所偏，则随事损益。及至各方相持不下，或众议未尽其善，乃徐陈己见，往往一言而令诸方咸服。是故每逢中堂集议，常有别院使者先来与他咨议商榷。漱石园中几乎所有人都认可他说话的分量，正因如此，望舒乃知他此番承诺绝非轻许，“此事果可行乎？”

“何妨问上一问，”赵望舒贵为王妃，此前从未踏足北院。江霖料赵晋兄妹闻讯必至，是故甫闻院外传来脚步声，便含笑起身，施施然迎了出去，“王妃且看，他们这不就来了？”

元月二十日的集议上，统一财政诸案次第裁定：

一、自共和元年三月一日起，国内诸关一律撤废，货物往来无需纳征。

二、中原光复之前，令各省每岁冬十月具报来年收支预算，呈中央稽核存案，以为日后次第统一预算、税种及财政之备。

三、以银币为凭，筹发战争公债，以济军需。

战争公债由总号位于成都的蜀川钱庄、位于台湾东宁的朱记钱庄及大顺户部会同发行。两钱庄商誉素著、资力雄厚，大顺户部久为军民所信，又以岁入税赋为偿债之保。是故公债甫经发售，认购者云集，不数日即告售罄。更有甚者，战争公债竟也逐渐流入敌国。盖因去岁周琛、郭通起兵作乱，江南驻军遭受重创，沿海防备日渐空虚，禁海令亦随之弛废。虽丝绸、瓷器、茶叶诸项出口尚未复其旧观，然商贾急于购入香料、药材、木材、染料等物，致使白银多有外流。兼之东瀛限制洋铜出口，抬高铜价，景国遂陷入钱银俱乏的困境。而南北交通屡受小股盗匪梗阻，商货转输艰难，更让华北百物腾贵。。景朝钱法日坏，贵族、官员、士绅、商户们为保全家资，多暗中购置战争公债。元烨恨其“背主误国”，严饬地方官全力搜拿。在浙江温州府平阳县，袁、章两大家族素有嫌怨。为陷害章家，袁家公子袁斌暗将敌国债券放入章府，又遣讼棍向官府举告。天子严旨即下，县衙仅用五日便审结此案，他们将从章府搜出的“通敌罪证”及严刑拷打得来的口供上报府衙及浙省藩臬二司，经刑部覆核后拟坐章氏家主及三子以绞，籍没家产，并将族属流放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章氏长女章瑶赴京讼冤，两诣步军统领衙门呈递状纸，皆无回音。走投无路之下，她竟在一个秋夜怀抱诉状，自刎于宫阙之前。

待看过那张被血染红的诉状，元烨即令有司重审此案。真相大白之际，一领鹅黄吉祥轿正自内宫缓缓而出，向北海五龙亭行去。轿中是病重将死的大景皇后，以其中宫之尊，本不必在临终前迁移外所，只因她头面焮肿，遍身赤如涂丹，宫中谣言日炽，竞相传说皇后染疫，需即刻迁出宫外静养。元烨未必看不破其中关窍，然而他因太子行事越发乖戾而迁怒于皇后，又或太过怜惜体弱多病的皇七子、临盆在即的婉嫔和她腹中的孩儿，终究还是顺水推舟，将皇后迁往宫外“静养”。

皇后寅时出宫，辰时即崩逝。彼时中原战事已起，人心不安，坊间妖言肆虐，盛传章家女子含冤而死，怨魂化为厉鬼，索取中宫性命。而天子严惩袁家，命喇嘛在五龙亭外诵经三日，听来也似驱魅禳灾，以求亡羊补牢之效。又有传言谓皇后迁宫之时业已气绝，太子侍疾在侧，心之府为鬼物所乘，从此乍惊乍喜，恍惚失常——太子在皇后丧期昼则昏睡，夜则痛饮，更有一日为父皇所叱，竟逾窗而走，纵身跃入毓庆宫门前的水缸。种种乖戾情状，几乎为京城人所共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就算唱遍京畿的童谣“五龙不载凤，凤凰向南飞。凤去龙将死，王师渡河归”事后查明是有人故意编造、散播，“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利刃悬之在上，自景太（河蟹）祖哈赤建国称号、誓师伐宣算起，也只剩不到二十年！

漱石园，正月二十一日，始议共和国之官制。

自秦始皇并吞六国、混一宇内，历两千年因革损益，官制愈趋缜密。是以建立新朝，仍以延袭旧制为主。唯是周朝化家为国，三公九卿之名，犹存王室家臣之遗意。其后历代人主，多以侧近内臣分制宰辅，故百官之名，多冠以“中”“内”“侍”等字，今悉易其称。新政府罢废帝位，改“内阁”为“政事堂”，总领天下政务。又采春秋官制，改“首辅”、“次辅”为“当国”、“执政”。然当国之权，究应出于政事堂之上，总摄百僚，抑或仅为政事堂之长，主持堂议，与会诸公议论纷然，久不能决。

“今方废人主，若复令一人执掌天下，则不过去帝号而存其实耳，”赵晋率先提出异议，“当国但宜主持政事堂，凡军国重事，当合公议而后决，不得一人专断。”

“观目下战事将兴，四方扰攘，倘若政事堂中异论相持，一时不能决断，缓急之间，谁能首任其责？”赵晳不以为然，“纵废帝王之位，亦当推一人总领政务，以任天下之重。况帝制行之既久，遽然更易，恐致民心不安。以在下愚见，置当国于政事堂之上，于国于民，似更为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