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那个案子里，丈夫和第三者在医院里被当成了夫妻，但那是在一个封闭的医疗场景里，关起门来的事，不具有“对外公示性”。所以构不成重婚罪。但他们伪造结婚证这个行为本身，已经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只是判的似乎轻了点，这是另一回事。

认知二：“被迫”不能自动免责，得看有没有补办登记

苟某菊案的判决让我挺受冲击的。她16岁是被骗、被卖、被强迫的，这一点大家都没争议。但法院仍然认定她的第一次婚姻有效，理由是——她2012年**自愿补办了结婚登记**。法律认为，补办登记这个行为，相当于你追认了这段婚姻。

这里就有意思了，一个假的结婚证，不具备公开性，一个真的结婚证，是具备了的。

所以后来她逃出去跟别人过日子，不管之前有多惨，在法律上她确实“有配偶而重婚”了。

不过这也不是说她的遭遇不重要。二审改判缓刑，就是因为认罪认罚、取得谅解，法院在量刑时考虑了这些情节。只是——被迫可以减刑，但不能脱罪。

认知三：“期待可能性”是个好东西，但目前还用不上

今天学到的一个词叫“期待可能性”。意思是：法律不能要求一个人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

苟某菊的辩护律师其实用了这个思路——一个16岁被卖、被家暴的女人，逃出去之后，难道能指望她冷静地先回老家离完婚再开始新生活吗？这不太现实吧？

最高法2013年有个征求意见稿也提到过“因家暴出逃后与他人形成事实婚姻的，可不按重婚罪论处”。但这个理论目前还不是正式的法律规定，基层法院判案还是以条文为准。

我觉得苟某菊案一审实刑、二审缓刑，已经算是法院在法条和人情之间找了个折中吧。

今天还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既没有公开同居，也没有生孩子，但伪造了结婚证去办某种需要“夫妻名义”的事情（比如贷款、买房），这算什么呢？

我查了一下，这种情况大概率还是算伪造证件罪，而不是重婚罪。因为重婚罪的核心是“生活状态”，不是“一次性行为”。但如果是长期用□□对外以夫妻名义活动，可能就比较靠近边界了。这个判定，就见仁见智了。

这个问题今天没完全搞清楚，等下次学到了再补上。

把今天学的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重婚罪管的不是“你背叛了谁”，而是“你是不是公开另立了一个家”。

所以那个上海案子的丈夫，虽然行为很渣、伪造证件也犯法了，但在“重婚”这个罪名上，法律确实管不了他——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是偷偷摸摸的。这是不是法律的漏洞，不太清楚，但肯定是道德的漏洞了。

但这不代表他没事。伪造证件是刑事犯罪，离婚时朱女士也能主张赔偿。只是罪名得找对，不能把“可恨”和“可判”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