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掌郎中令者，恰是果断敢言的蒙毅。此人在朝中以峭直闻名，曾依法惩治过侍奉皇帝多年的罗网首领赵高，且素来不齿于阴阳家与罗网的作为。故而盖聂最初以为，以蒙毅为首的谏官体系，断不会对国策渐失稳当而坐视不理。

然而，事情并非表面那般容易，其中仍然暗藏玄机。

蒙毅的兄长、大将军蒙恬战功显赫，手握帝国数十万精锐，常年驻守国土重镇。兄弟二人一内一外，一文一武，其威势远超祖父蒙骜之时。如此炙手可热的地位，自然招致以丞相李斯为首的另一派系的深深忌惮。

彼时仍在朝的重臣，除蒙氏兄弟外，顿弱、姚贾已告老引退；王绾因主张分封制而渐被疏远；太尉王贲虽最合皇帝脾性，却因父丧哀恸成疾，居家养病。故而，若论资历与亲近，能常伴君侧、与之随时奏对的，丞相李斯无疑是第一人。

自帝国力行郡县，李斯已位极人臣，却早不复当年锐意。或许唯恐一步行差踏错，便招致群起攻讦、祸及己身，他行事愈发圆融谨慎，事事依循皇帝意向，表面看去，君臣之间竟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另一方面，长公子扶苏刚毅宽仁，贤名素著，朝野皆视其为储君不贰之选。而众所周知，扶苏与蒙恬相交甚厚。故此，在李斯看来，始皇帝身后的朝局，必是扶苏继位、蒙氏辅政，而他这位丞相的权柄，注定将日渐黯淡。

在这般微妙的权力棋局中，任何一步都需慎之又慎。

为在嬴政生前稳固权位、积攒后势，李斯选择向日益得宠的阴阳家与罗网靠拢，试图在朝中构筑彼此呼应的犄角之势。

而出身三代忠良的蒙氏兄弟，却因顾忌家族清誉而束手束脚，不愿被视作结党营私的权臣。尤其是蒙恬，其才具虽高，性情却柔韧有余而刚断不足。即便远驻边关，他仍时常致书蒙毅，提醒弟弟谨避明显的党争之嫌，以免为新朝招致动荡。

因此，纵使以蒙毅为首的谏议大夫屡次对扩修宫室、增筑骊陵、加征赋税等事上书直谏，却因重重顾虑，又乏其他重臣声援，其声音终难与常伴君侧的另一股势力抗衡。数次谏言无果后，他们也只能退居缄默，暂作观望。实则，这份过于持重的姿态，反令其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日渐消磨。

盖聂不禁于心底暗叹：皇帝如同人之首脑，无疑是帝国中枢运作的核心所在。倘若这头脑因故无法正常运转，为免整体走向崩毁，帝国体系又该如何自我修正？

能求诸于“凡事皆有法式”的秦制么？

诚然，秦法被奉为天下公器，自庶民至公卿，皆须严守律令。较之昔日周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旧规，帝国标举“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已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然则，在这套法度之中，君权却居于一种超然的位置。皇帝被期许制定公正之法、以身作则，可他自身却巍然凌驾于秦法之上。帝国虽设谏官以匡正君过，秦法条文却从未对皇帝的决策与行为设下真正的强制约束。乃至当君主无力胜任君位时，秦法中并无具体的机制来剥夺其至高无上的权力。

如此看来，这岂非就是帝国现存法治最根本的缺陷？倘若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犹在，目睹这般被寄予厚望却又可能恣意失控的君权，又会作何感想？

“荆卿，这一局到底还是峰回路转，最终……还是你赢了么？”盖聂在心中懊恼地问那位已故的挚友。

师从鬼谷这许久，出赵入秦这许久，追寻了这许久，那通向天下大治的“道”，究竟在何方？

这种迷惘的情绪如影随形，日益浓烈，令他深陷其中，苦恼不已，甚至开始怀疑：是否还有必要，继续留在这位帝王的身侧。

直至始皇三十一年，因天明的安危受阴阳家直接威胁，盖聂终于做出决断，携那孩子逃离秦宫，奔出咸阳。

到了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这早已不是那个“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他们还能怎样“危邦不居”呢？

而面对帝国追兵与罗网刺客无休止的围捕与伏击，除了拼死一搏或聚而抗争外，带着天明逃亡的他，已经没了别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