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半,我准时被手机闹钟吵醒。
窗外的天刚蒙蒙亮,淡蓝色的晨光像一层薄纱似的盖在海面上,把翻涌的浪花染成了温柔的银灰色。庄园里静悄悄的,只有柠檬树叶被海风拂过的沙沙声,还有远处海浪拍打礁石的闷响。
我望着天花板,吊灯的水晶在晨光里被照成一小片一小片碎掉的金色。
身体比昨天好了很多。体温大概降到了三十七度多,喉咙的刺痛从“吞刀片”降级成了“含砂纸”。我掀开被子从床上坐起来,头还有点晕,但不是昨天那种天旋地转的晕,是那种睡了太久之后站起来时血液从大脑流回四肢供应不足的晕。
走进卫生间,挤牙膏,刷牙。回到卧室打开衣柜,拿出米黄色的针织衫和浅蓝色的衬衫,换好衣服,对着镜子把领子翻好。
头发翘着,懒得再按了。翘就翘吧,都这么久了,洛伦佐已经习惯了,如果他不习惯,那他再看几次就习惯了。
我把课本、笔记本、计算器一股脑塞进书包里。
下楼的时候,餐厅里已经飘来了咖啡和烤面包的香气,里面传来咖啡机和瓷器碰撞的声音。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洛伦佐不在。
马可坐在餐桌旁边,手里端着咖啡正在喝。他今天穿的是一件深色的夹克,和平时没什么区别,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看着我,目光从我翘起的头发扫到针织衫的领口,从领口扫到休闲裤的裤线,从裤线扫到运动鞋的鞋带,最后回到我的脸上。
“早餐在桌上,”他说,咖啡杯放回杯盘里发出一声清脆的磕碰声,“吃完,送你上学。”
“好。”
我走到餐桌边坐下,白瓷盘里放着两个可颂、一小碟黄油、一小碟意大利面。旁边摆着一杯牛奶,温度刚好不烫嘴,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奶皮。我用叉子叉起一个可颂,咬了一口酥皮碎在嘴里,黄油和面粉在舌尖上化开。
吃完早餐我站起来把盘子端进厨房,玛丽正在灶台前搅一锅正在熬的浓汤。她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说“退烧了?”我说退了。她温和地笑了笑,说“晚上我会把药煎好,等你回来喝。”
“好。”
走出厨房穿过走廊,门廊下面停着那辆黑色的玛莎拉蒂,车漆在晨光里泛着深沉的、近乎紫色的光泽。马可站在驾驶座旁边,手里拿着钥匙正在解锁,车灯闪了一下,发出“嘀”的一声。
我坐进副驾驶,系好安全带,马可发动了车,驶出庄园的铁门。
车窗外的街景从庄园的围墙变成了米黄色的老建筑和墨绿色的百叶窗。街角的咖啡馆门口,那个老头不在,小圆桌空着,只有一只虎斑猫蹲在桌腿上,用后腿挠耳朵。
“马可。”
“嗯。”
“老板答应我,车不停在校门口。”
“我知道。”
“停在隔壁那条街。”
“我知道。”
“那谢谢你。”
马可沉默了一瞬,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嘴角似乎翘了翘。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自由。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虽然五百米之外就有一个黑西装壮汉在盯着我,虽然我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汇报给洛伦佐,但至少现在,我是一个普通的大二学生,不是什么随时可能被沉海的维斯科尼家族的财务顾问。
车在离学校侧门五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林恩先生,我会在这里等你。” 马可说。“侧门在你左手边,走大概三百米,看到一个铁栅栏门,推开进去就是图书馆后面的小广场。”
我看着他,他很明显是做足了功课。
“好。”
我推开车门,阳光涌进来,刺得我眯了一下眼。脚踩在柏油路面上,书包带从肩膀滑下来滑到手臂,又被我拉回去。我背着书包走出了那条窄巷子。阳光落在身上暖暖的,风从巷口灌进来,卷着海盐和柠檬叶的味道。
我穿着运动鞋踩在人行道上,发出有节奏的、轻快的嗒嗒声。
没有人盯着我,没有人站在三步之内,仿佛是监狱的看守盯着放风的犯人般盯着我。
我走进侧门,铁栅栏门在身后关上了,发出一声沉闷的金属碰撞声。走在图书馆后面的小广场上,鸽子从喷泉边飞起来扑棱棱地从我头顶掠过,翅膀在阳光里扇出一片灰白色的光影。
广场上有几个学生坐在长椅上,有人在看书,有人在喝咖啡,有人戴着耳机闭着眼躺在草地上。
我穿过小广场,走进主楼,远处传来了教学楼的钟声,悠扬而绵长。
我快步走到教学楼,找到了今天上课的教室。教室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周姐和刘洋坐在靠窗的位置,看到我进来,朝我挥了挥手。
“小林子!这里!”
我走过去,在他们旁边的位置坐下,把书包放在桌肚里。
“你可算来了!” 周姐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我还以为你又要请假呢。怎么样?病好了没?”
“好了,就是还有点咳嗽。” 我笑了笑,拿出课本和笔记本,“昨天烧退了,老王的药真有用,你看我今天就能来上课了。”
“那就好。” 周姐松了口气,“我还以为你又被你那个神秘老板抓去干活了。”
我手里的笔顿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在笔记本上写着今天的日期。
“哪有那么夸张。” 我笑着说,“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了而已。而且我遇到的这个老板人很好,给我放了几天假,让我好好休息。”
刘洋在旁边翻了个白眼:“得了吧你,还老板人很好。上次你也说老板人很好,结果第二天就被抓去分析了三本账本,熬了个通宵,老板都是周扒皮,是资本主义的吸血鬼。”
我在心里默默地点了点头。刘洋说得对,洛伦佐就是个周扒皮,还是个长得帅、有钱、有权、控制欲爆棚的周扒皮。
但我不能说。我只能露出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然后转移话题:“对了,上周教授划重点了吗?”
“讲了内生增长理论的扩展模型,划了一堆重点,说期末肯定考。” 周姐把她的笔记本推给我,“喏,我都记下来了,你抄一下吧。还有,教授布置了一篇小论文,下周五交,三千字,题目是《内生增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启示》。”
我看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头开始疼。
三千字的小论文,下周五交。
也就是说,我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除了要完成日常的作业,还要写一篇三千字的论文,还要应付洛伦佐随时可能布置的任务。
我感觉我的头又开始疼了,比发烧的时候还要疼。
“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周姐看着我,担忧地问,“是不是还没好利索?要不你再回去休息一天?”
“没事没事。” 我赶紧摇了摇头,“就是突然想到还要写论文,有点头疼。”
“嗨,论文怕什么。” 刘洋拍了拍我的肩膀,“到时候我们一起写,互相抄…… 啊不是,互相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