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周，姜蓝的生活变成了三件事：上班、跑救助、去医院。

每天早上她先到所里打卡，处理窗口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丢身份证的、邻里纠纷的、老太太说楼上漏水漏到她家客厅的。中午扒两口饭，开始打电话、填表格、跑街道、跑妇联、跑基金会。

下午下班之后，骑电动车去儿童医院。奶糖的普通病房在四楼走廊尽头，她每次去都能看到杨厂在。有时候是坐在那把折叠椅上，有时候是站在走廊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偶尔漏出一两句“这个件今天必须送到”），有时候是趴在床沿上睡着了，姿势别扭，脖子歪成一个不可能的角度。

他每天都来。白天送快递，晚上来医院，有时候凌晨两三点才走，护士说他好几次在走廊长椅上睡着了，被保洁阿姨叫醒。

姜蓝从来没说过“你不用天天来”这种话。她知道自己没资格说，也知道说了没用。

周五下午，姜蓝从妇联出来，手里多了一张五千块的支票。王主任办事比她说得快，从街道盖章到审批通过只用了四天，姜蓝道谢的时候王主任摆摆手：“别谢我，你去财务那领钱的时候态度好点，那个会计脾气大。”

姜蓝把支票折好塞进信封，放进警服内兜，骑电动车去医院。路过那家豆浆店的时候，她停了一下，买了两杯豆浆，一杯加糖一杯不加。

到了病房，杨厂不在。床头柜上放着他的冲锋衣，叠得不怎么整齐，但比前几天叠得好了一点，至少没有露出内衬。

姜蓝把不加糖的那杯放在冲锋衣旁边，加糖的自己端着喝了一口。

奶糖醒着，眼睛半睁，嘴巴在动，像是在咀嚼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姜蓝弯腰看他，伸手摸了摸他的脚心，暖的，比刚来时好多了。

“杨宁。”她叫了一声。

奶糖的眼珠转了一下，没看她，大概还不知道这个名字是在叫自己。

“你爸爸给你取名字了吗？”隔壁床的奶奶问。她已经出院了，这是又回来复查，专门过来看奶糖的。她带了一袋饼干放在床头柜上，说是“给孩子妈妈的”，姜蓝说没有妈妈，奶奶眼圈红了一下，没多问。

“还没。”姜蓝说，“护士给起了一个，先这么叫着。”

“那你是他谁呀？”奶奶又问。

姜蓝想了想，说：“捡到他的人。”

奶奶沉默了一会儿，把饼干袋子往床头柜最里面推了推，怕碰掉了，然后拄着拐杖慢慢走了。

姜蓝把豆浆喝完，把纸杯捏扁扔进垃圾桶。她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杨厂发了一条消息：“今天最后一单在昌平，堵车，可能会晚。”

她回了一个“好”字，然后把手机放回兜里，拿出那张五千块的支票又看了一眼。加上这笔，现在手里一共有两万六千多块钱。所里同事捐的那部分她单独记了个账——老李五百、小赵二百、小孙三百、内勤张姐一千、协警老马一百、陈副所两千、老周没让他捐，他自己偷偷塞了一千在她抽屉里，还有几个不熟的同事托人转交的，零零碎碎加起来一万八千多。

杨厂的那六万还在他自己卡上，她没动。

加起来八万六。离十五万，还差六万四。

她把这几个数字在脑子里算了三遍，然后站起来，去护士站问什么时候能约手术。

值班护士打电话问了主治医生王大夫，转述说：“王大夫说孩子体重还不到六公斤，最少要到七公斤才合适手术，让我们继续加强喂养。如果顺利的话，大概再养三四周。”

三四周。也就是说，她有三四周的时间，凑齐剩下的六万四。

姜蓝说知道了，走回病房，开始给奶糖冲奶粉。她现在已经熟练了——水温滴在手腕内侧试，不烫不凉刚刚好；奶粉舀的时候用罐子里自带的勺子刮平；摇匀的时候不能上下晃，要左右转圈，不然气泡太多会胀气。

这些都是杨厂教她的。她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学冲奶粉学得这么认真。

大概是真的怕把孩子喂坏了。

晚上九点多，杨厂才到。他冲锋衣上全是灰，鞋上沾着泥，头发被风吹得竖起来好几撮，像一个刚从地里拔出来的人。

他看到床头柜上的豆浆，愣了一下，拿起来摸了摸，还温着。

“你买的？”他问。

“嗯。不加糖的。”

杨厂没道谢，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坐到了那把折叠椅上。他看了一眼奶糖，又看了一眼姜蓝。

“我今天去问了王大夫，他说手术大概还要三四周。”杨厂说。

“我也问了。”

“三四周，我大概能再挣七八千。”杨厂喝了口豆浆，说话的时候嘴唇贴着杯沿，声音闷闷的，像是在对自己说，“还差很多。”

“我在跑救助，”姜蓝说，“妇联的五千到了，还有一个基金会在审，可能能批两万。”

杨厂没接话。他放下豆浆杯，伸手够到床沿上奶糖的脚，非常轻地碰了一下，又缩回去了，动作快得像做贼。

姜蓝看见了这个动作，没点破。

“你吃饭了吗？”她问。

“早上吃了。”

“现在几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