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要监护人签字的事，姜蓝没跟杨厂提。

不是故意瞒着，是她自己还没想明白。按照规定，奶糖的生父还在，监护人应该是杨厂。但杨厂现在的身份特殊——他不是犯罪嫌疑人（至少目前还没正式立案），但遗弃行为是事实，法律上站不住脚。

她咨询了所里的法制员老吴。老吴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说话慢悠悠的，像老牛反刍。他听完姜蓝的叙述，摘下老花镜，拿眼镜腿敲了敲桌面。

“这个事分两层。第一层，这孩子监护权归谁。生父有监护能力但是没有尽到监护义务，还实施了遗弃行为，理论上可以起诉他撤销监护权。但是撤销之后给谁？给你？你是捡到他的警察，不是亲属，法律上没有依据。”

“第二层，你现在要给他办救助、办医保、办住院，没人签字办不成。所以实务中怎么操作？要么你找到他生父让他签，要么你去找街道、找民政，出一个临时监护的证明，指定某个机构或者个人临时负责。”

老吴说完又戴上眼镜，补了一句：“我说的不是法律意见，你别拿出去当依据。”

姜蓝说“知道了”，出了法制室的门，站在走廊里想了很久。

临时监护。指定一个人。

她在楼道里掏出手机，给街道民政科那个烫卷头的女人打了电话。对方接起来，听说是她，叹了口气：“你那个事我记得，临时监护的证明我们开不了，你得去找区民政局。但是民政局肯定要问你，为什么生父不能签？”

“生父遗弃了。”

“那你们派出所出个证明，证明这个事在调查中，生父目前不具备监护条件。然后拿着证明来，我再帮你往上报。”

又是一个证明。姜蓝挂了电话，觉得每往前走一步，都会长出新的岔路，每条岔路上都得盖章。

下午她去了医院，奶糖刚吃完奶，嘴角还挂着一滴。她拿棉签擦了，把奶瓶拿到水池边冲洗。

杨厂今天来得早，天还没黑就到了，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鼓鼓囊囊的。他把信封放在床头柜上，推到她那边。

“这是什么？”

“这个星期的。”杨厂说，“跑了两个片区，还有几单夜送，多挣了四百多。”

姜蓝没看那个信封，把洗好的奶瓶倒扣在干净的纸巾上晾着。

“你去取点现金放身上，”她说，“你天天送快递，万一车子坏了要修，或者请人帮忙要买水，兜里不能没零钱。”

“我有。”

“你有个屁。你那冲锋衣兜里我摸过，就一个打火机和一张皱得看不清的小票。”

杨厂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她翻过他衣服。他没辩解，把信封收了回去，抽了两张十块的揣进裤兜，剩下的又放回了床头柜上。

“你以后别翻我衣服。”他说。

“你以后别把衣服扔人家床上。”

两个人谁也没看谁。隔壁床的奶奶今天没来，换了一个新来的病人，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刚做完手术，躺在床上不能动，他妈妈坐在旁边给他念故事书，念的是《小王子》。

“……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会彼此需要。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对你来说，我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

姜蓝听着这一段，手里的动作慢了半拍。她没读过这本书，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彼此需要”三个字在她脑子里转了一圈，落到奶糖身上。

大概就是现在这样吧。他需要她签字、跑腿、冲奶粉；她需要他活着。

这个念头让她自己都觉得有点矫情，她甩了甩手上的水，走回床边。

杨厂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折叠椅拉近了，正低着头看奶糖。孩子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五根手指张开着，像一朵小海星。杨厂犹豫了一下，把自己的食指伸过去，轻轻碰了碰奶糖的掌心。

奶糖的手攥住了。

攥得很紧，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握力大得不像话，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

杨厂没动。他的手指被那只小手攥着，整个人像被定住了，僵在那里，呼吸都不敢大声。

姜蓝在旁边看着，没出声。

过了大概一分钟，杨厂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手指抽出来。奶糖的手在空中抓了两下，没抓到什么，又慢慢松开，搁回到被子上。

杨厂把手缩回去，放在膝盖上，低着头，肩膀又开始抖。

这一次他没哭出声，但是抖得很厉害，像冬天站在风口里的人。

姜蓝走过来，从床头柜上抽了一张纸巾，递给他。他没接，她就放在他膝盖上。

“明天周六，”她说，“我去区民政局问问临时监护的事。你能不能请半天假，跟我一起去？”

杨厂抬起头，眼睛红红的，鼻尖也红，看着她，哑着嗓子问：“我去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