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的专家会诊定在上午十点。姜蓝跟老周请了半天假，老周批了，说“别超时”，又补了一句“有事打电话”。

她到医院的时候，杨厂已经站在心外科医生办公室门口了。他今天穿了一件还算干净的深蓝色夹克，头发用水梳过，但有几根不听话地翘着，像是努力过但没完全成功的成果。

姜蓝看了他一眼，没评价他的造型，直接敲门进去了。

办公室里坐着三个医生。王大夫坐在中间，左边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头，右边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医生。墙上挂着一排心脏结构图，红蓝相间的血管像树根一样分叉。

“坐吧。”王大夫指了指对面的两把椅子。

姜蓝和杨厂坐下来。椅子挨得很近，两人的胳膊肘差点碰着，杨厂往旁边让了让，姜蓝没动。

王大夫先开口，语速不快，像在背一个已经背了很多遍的稿子：“今天请你们来，是把孩子的情况再说清楚一些，顺便定一下后续的治疗方案。”

他翻开病历，手指点着上面的数据：“杨宁，四个月零三周，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缺损直径八点五毫米。这个大小的缺损，自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必须手术。”

“手术方式有两种，”王大夫在纸上画了两个图，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一种是开胸手术，体外循环下直接把缺损补上，效果好，费用在十二万到十五万之间。另一种是介入封堵，从大腿根部的血管伸一个管子进去，把封堵器送到缺损的位置，创伤小，但费用更高，大概十七八万，而且对缺损的形态有要求。”

白头发的老头这时候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目前孩子的体重是六点一公斤，离手术标准还差将近一公斤。我们的建议是先用三到四周的时间加强营养，把体重追上来，同时用药物控制心功能。体重达标之后，再做一次心脏彩超，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手术方式。”

姜蓝把这些话在脑子里拆成几块：体重不够，等三到四周，继续凑钱。

她看了一眼杨厂。杨厂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从他搁在膝盖上的手能看出来——他在掰手指，一个一个掰，像是在算什么。

戴眼镜的女医生补充了一句：“这期间孩子不能感冒、不能得肺炎，一旦出现呼吸道感染，可能会诱发心衰，到时候就只能紧急手术了，风险会高很多。”

“怎么防？”姜蓝问。

“少接触人，勤洗手，房间通风，按时吃药。如果条件允许，最好一个人专职陪护。”

一个人专职陪护。姜蓝知道这不可能。她不可能请假一个月，杨厂也不可能不送快递。

但谁都没说“做不到”这三个字。杨厂说的是“我来陪夜，白天麻烦护士帮忙看着”，姜蓝说的是“我下班就来”。

王大夫把病历合上，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看了看姜蓝，又看了看杨厂。

“你们俩谁是监护人？”

办公室里安静了两秒。

姜蓝开口了：“目前在办手续。”

王大夫没追问，点了下头：“尽快。手术同意书要监护人签。”

会诊结束，两人走出办公室。走廊里人来人往，有推着轮椅的护工，有举着输液瓶的家属，有穿着病号服慢慢踱步的老人。一个小孩骑着滑板车从他们中间冲过去，后面跟着一个气喘吁吁的妈妈。

杨厂靠着走廊的墙，没走。

“你听到了吗？”他问。

“什么？”

“专职陪护。你上你的班，我送我的快递，谁陪？”

姜蓝没回答这个问题。她知道答案，但那答案说出来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能辞职，没有人能停工，他们的生活都是一根绷紧的弦，再松一点就打不出响。

“我去看奶糖。”杨厂站直了，往病房走。

姜蓝跟在后面。

病房里，奶糖正被护士抱着喂药。药是粉色的，用针管打进嘴里，他皱眉、扭头、吐出来一半，护士耐心地擦了，再喂。

“他不喜欢吃药。”护士笑着说，“跟他爸一样，上次给他爸量血压，他也躲。”

杨厂装作没听到这句话，走过去接手，把奶糖从护士怀里接过来。他抱孩子的姿势已经不像最开始那么僵硬了，一只手托着头，一只手兜着屁股，奶糖靠在他胸口，安静了一瞬，又开始哼唧，但不是难受的那种，更像是在跟他说话。

姜蓝站在床尾，看着这一幕，把手机掏出来，给老周发了一条消息：“周所，下午可能晚点回去。”

老周秒回：“知道了。你那个救助金的事，局里那个专项经费我帮你问了，批了两万，下周一打所里账上。”

两万。姜蓝数了数现在手里的钱——所里同事捐的一万八，妇联五千，局里专项两万，加上杨厂卡里的六万，加上这几天零零碎碎收到的微信红包，大概十万出头。

离十五万，还差不到五万。

她把数字在备忘录里打出来，加了一遍，又加了一遍，确认没错。这笔账她已经算了几十遍了，每个数字都刻在脑子里，但每次算完都要重新确认，好像怕它们自己跑了。

她走到窗边，给那个基金会的人发消息。对方姓林，是个女的，声音很年轻，上回通电话的时候姜蓝听出来她感冒了，鼻音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