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民政局在社会福利中心大楼的三层，楼梯是水磨石的，踩上去有点滑。姜蓝到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半，杨厂比她早到十分钟，站在大楼门口，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是他自己写的“临时监护证明申请材料清单”，字不好看，但每一条后面都打了勾。

“都齐了？”姜蓝问。

“齐了。”杨厂把材料递给她，一个透明的文件袋，里面装着派出所的情况说明、医院的诊断证明、杨厂的身份证复印件、他手写的一份情况陈述，还有奶糖的出生医学证明——那张纸杨厂一直留着，折得很小，塞在冲锋衣内兜里，已经被汗浸得发软。

姜蓝打开看了一眼。出生医学证明上写着母亲的名字：刘芳，父亲的名字：杨厂。孩子的名字当时没取，写的是“杨宝宝”。

她把文件袋合上，推开玻璃门，走了进去。

民政局的办事大厅不大，三个窗口，只有最左边那个开着。窗口后面的工作人员是个年轻男人，戴眼镜，胸牌上写着“李志远”。姜蓝把材料递进去，他翻了一遍，抬起头，表情是那种标准的“这事儿有点麻烦”的预兆。

“你是孩子的什么人？”他问姜蓝。

“我是捡到他的民警。”

“那他呢？”李志远用下巴指了指杨厂。

“他是孩子的生父。”

李志远皱了皱眉，把材料又翻了一遍，然后把情况说明单独抽出来，看了两遍。那张纸上写了杨厂遗弃孩子的经过，是老周让法制员老吴把关过的，措辞客观，没有“犯罪嫌疑人”之类的字眼，只写了“经查，杨厂于某年某月某日将孩子放置在派出所门口，目前孩子身体状况稳定，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这个情况，”李志远把材料放下，食指在“放置”两个字上点了一下，“你们立案了吗？”

“还没有。”

“那他现在是什么身份？”

杨厂站在姜蓝身后，一直没说话。他低着头，像是在等一个判决。

姜蓝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转回来，看着李志远：“他是孩子的父亲。我们需要一个临时监护的证明，给孩子办救助、办手术签字。临时监护不是放弃监护权，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法律上有依据。”

李志远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双手交叉搁在桌上：“我知道临时监护是什么。但是按照规定，指定临时监护人的前提是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他这个情况，不是无法履行，是他实施了遗弃行为，性质不一样。”

姜蓝的耐心正在一点一点减少，但她的语气没变：“所以您的意思是，不能办？”

“我的意思是，这个章不能随便盖。你们需要先走一个程序，确认监护权是不是还在生父手里。这个程序不在我们这儿，在法院。”

姜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吸得很慢，像是在把要脱口而出的话一根一根地拽回去。

“孩子现在在儿童医院，先天性心脏病，体重不到六公斤，再过几周就要做手术。手术需要监护人签同意书，没有监护人签不了。您告诉我，这个程序要走多久？”

李志远被她问住了，停了两秒，说：“你们去找法律援助，我可以帮你们联系。”

姜蓝盯着他看了三秒钟，然后站起来，把材料收进文件袋，拉上拉链。她没发脾气，也没说“你们怎么这么死板”这种话。她在派出所干了三年，知道窗口工作人员有自己的难处，规矩就是规矩，他们也没办法。

但知道归知道，心里那口气还是堵着。

她转身走了。杨厂跟在她后面，两个人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响，一前一后，像某种沉重的节拍器。

出了大门，杨厂在台阶上站住了。

“没办成？”他明知故问，声音里没有意外，只有一种“果然如此”的疲惫。

“没办成。”姜蓝把文件袋夹在腋下，站在他旁边，看着马路对面一家卖煎饼果子的摊子，“他说要找法院，走什么程序确认监护权。”

“那得多久？”

“我不知道。可能是几周，可能是几个月。”

杨厂沉默了一会儿，从兜里摸出一根烟，没点，在手指间转了几圈，又塞回去了。

“姜蓝。”他叫她名字。

这几天他已经开始不叫“姜警官”了，直接叫名字。开始的时候有些不习惯，现在已经听顺了。

“嗯。”

“你跟我说实话，我这个事，最后是不是还是要拘留？”

姜蓝没有马上回答。她看着马路上的车流，一辆公交车慢慢靠站，下来一个老太太，拎着一袋子菜，走得很慢。人行道的绿灯闪了几下，变成了红灯，老太太被卡在马路中间，进退两难。

她觉得自己现在就是那个老太太。

“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她终于开口了，“我只能先保孩子。你的事，最后怎么办，不是我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