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杨厂说，语气平静得有点不像他，“我就是想知道，有个底。”

姜蓝转头看着他。他的侧脸被太阳晒着，颧骨的阴影很深，眼眶下面青黑一片，嘴唇干裂的地方结了痂，他大概是又忘了涂唇膏。

“你先别想这个，”她说，“先想办法把奶糖的手术做了。其他的事，做完手术再说。”

杨厂点了点头，没再问了。

姜蓝把文件袋递给他，他没接。

“你拿着，”他说，“你比我懂这些。”

姜蓝把文件袋夹回腋下，往公交站走。走了几步，她停下来，转过身。

“杨厂，中午了。你吃饭了吗？”

“没。”

“走，请你吃煎饼果子。”

马路对面那个煎饼果子的摊子还在，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手脚麻利，面糊倒在铁板上，竹刮子一转，就是一个完美的圆。鸡蛋磕上去，黄的白的一起铺开，撒葱花、香菜，刷酱，放薄脆，铲子一翻一折，装袋递过来，全程不到两分钟。

姜蓝要了两个，一个加蛋加肠，一个什么都不加。她把加蛋加肠的那个递给杨厂。

“吃。下午你还得去送快递，不吃不行。”

杨厂接过来，咬了一口，煎饼果子烫得他嘶了一声，但没吐出来，嚼了两下咽了。

两个人站在煎饼果子摊旁边吃，谁都没说话。身边人来人往，有拎着公文包的上班族，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有穿着校服边走路边背单词的中学生。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一个穿警服的女人和一个穿快递工服的男人，站在街边吃煎饼果子，像两个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

姜蓝吃完最后一口，把袋子团成一团，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下午我去医院，”她说，“你今天早点回去休息，别又待到半夜。”

“我睡不着。”杨厂说，声音很轻，像是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躺在出租屋里，脑子里全是他的声音。”

姜蓝看了他一眼，没劝。她知道睡不着是什么感觉——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办完一个大案，她也几天几夜睡不着，一闭眼就是现场的画面。不是害怕，是脑子里那根弦松不下来，一直绷着，绷着。

“那你别吵他睡觉。”她说完这句话，转身往公交站走了。

走出十几步，身后传来杨厂的声音。

“姜蓝。”

她停下来，没回头。

“谢谢你。”

风把他的声音吹散了一点，但每个字都传到了她耳朵里。

她没回答，继续往前走。塑料鞋底踩在人行道上，声音不大，但很稳。

上了公交车，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窗外的树叶已经开始黄了，有几片飘下来，落在煎饼果子摊的棚子上。那个摊子这会儿没什么人了，老板在收拾铁板，铲子刮得吱吱响。

她的手机震了一下。是杨厂发来的消息，只有三个字：

“我去了。”

意思是他去医院了。

姜蓝看完，把手机扣在膝盖上。公交车开动了，车厢里有人在打电话，说“晚上不回来吃了”。有人在刷短视频，外放的声音很大，是一个女人在哭。司机按了一下喇叭，把那些声音都盖过去了。

她靠着窗户，闭上了眼睛。

脑子里还是在算账。十万出头，差不到五万，三四周的时间。加上基金会那两万如果批下来，缺口就更小了。

就差一点了。

她在心里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就差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