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的两万块批下来的那天，姜蓝正在派出所窗口帮一个丢了身份证的大爷填表。大爷耳朵背，她喊了三遍“您老家是哪儿的”，大爷回了两遍“我今年七十三”，旁边排队的人笑出声来。

手机震了一下，她低头看了一眼——林老师发的消息：“审批通过，两万元救助金将于三个工作日内拨付至医院账户。”

她把手机扣回桌上，继续给大爷填表，手没抖，但心里那个一直悬着的东西往下落了半寸。

下午她请了俩小时假，骑电动车去医院。到了病房先把消息告诉了杨厂，他正在给奶糖擦脸，动作停了一下，说“哦”，然后继续擦，从左眼角擦到右眼角，来回擦了三遍，把奶糖的脸都擦红了。

“你别擦了，再擦秃噜皮了。”姜蓝把湿巾从他手里抽走。

杨厂这才停下来，坐在椅子上，呼了一口气，像是憋了很久终于可以呼出来的那种。

“现在还差多少？”他问，语气不像以前那么紧了，但还是绷着的。

姜蓝在心里算了一下：所里同事捐的一万八，妇联五千，局里专项两万，基金会两万，杨厂的六万，加上这几天又收到的一些零散捐款——老周在分局群里帮着转发了消息，几个不认识的其他所的同事转了账，加起来大概三千多。还有一些社会上的零散捐款，总共有十一万五千左右。

“还差三万五。”她说。

三万五。从十五万到三万五，她跑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里，她打了上百个电话，填了十几份表格，跑了七八个部门，被拒绝了不下二十次。她不是一个容易觉得委屈的人，但这一个多月里，她有好几次站在某个单位的走廊里，看着手里的材料，觉得自己像在推一堵墙，推不动，但不能停。

杨厂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开，里面是他自己记的账。字很小，挤在一起，但每一笔都写得很清楚：某月某日，多跑了一个片区，多挣了四十七块；某月某日，帮人搬了个洗衣机上楼，人家给了五十块小费；某月某日，退了一个保险，拿回来一千二百块。

“我这里还能凑出大概一万。”他把最后一页给她看。那页上只有一个数字，写了好几次，有的写得大，有的写得小，但最后确定的那个是用红笔圈起来的。

姜蓝看着那个数字，又看看他。

“你把保险退了？”

“嗯。反正也用不上。”

“你以后生病了怎么办？”

杨厂把笔记本合上，塞回兜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低下头，开始叠奶糖换下来的小衣服，叠得很认真，好像这个话题不值得讨论。

姜蓝没再追问。她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突然转身走出病房，下了楼，穿过门诊大厅，走到医院对面的银行。

她把银行卡插进ATM机，输入密码，屏幕亮了。

活期余额：四万八千六百三十二元。

这些钱是她工作三年攒下来的。她住的是派出所的宿舍，吃饭在食堂，最大的开销是每个月给家里打的两千块。她本来打算年底把这笔钱加上年终奖，凑够五万，给爸妈在老家换个冰箱和洗衣机——老家的冰箱用了十几年，门都关不严了。

她盯着屏幕看了大概十秒钟，然后点了“转账”按钮。

手指停了一下。

她想起上个月她妈打电话来说“你爸的腰又疼了，贴了膏药也不见好”，她说“去医院看看”，她妈说“去一趟得好几百，先贴着吧”。

她的手指又停了一下。

然后她输入了医院的账号，转了四万块。

屏幕显示“交易成功”的时候，她的手机震了一下，是银行的扣款短信。她没看，把卡拔出来，塞进警服内兜，走出了自助银行的门。

外面阳光很强，她眯了一下眼睛，站在台阶上，站了大概半分钟。

然后她骑上电动车，回了医院。

病房里，杨厂正抱着奶糖在窗边晒太阳。奶糖穿着那件太大的病号服，袖口卷了好几折，露出小半截白嫩嫩的手臂，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眯着眼睛，表情像一只刚吃饱的猫。

“姜蓝，”杨厂看到她进来，说，“他今天好像重了一点。”

“你怎么知道的？”

“抱起来的时候，手累。”

姜蓝走过去，伸手摸了摸奶糖的脚趾，暖的，而且确实比之前肉了一点，不再是那种皮包骨的感觉。

“我今天转了四万。”她说，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这种话。

杨厂的动作停了。他慢慢转过来，看着她，奶糖在他怀里蹭了一下，他没注意。

“你说什么？”

“我说我转了四万。加上你的六万，基金会的两万，局里的两万，妇联的五千，所里的捐款，现在手术费应该够了。可能还要差一点，差的部分我来补。”

她说这些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就像在汇报工作。但她的手放在奶糖的脚上，没有收回来，拇指一直在轻轻摩挲他的脚背。

杨厂没说话。过了好几秒，他把奶糖轻轻放回床上，然后坐下来，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

“你不该这样。”他说话了，声音很低，像是在跟地板说。

“哪样？”

“你不是他妈，你不该拿自己的钱。”

姜蓝看着他，没接这句话。

病房里其他人都在做自己的事——隔壁床的小男孩在吃果冻，他妈妈在给他擦嘴；靠门的那个老人在睡觉，陪护的女儿在刷手机；窗边有人在下象棋，棋子敲在棋盘上，啪啪响。

这些声音都好好的，正常的，像所有普通的下午一样。

但杨厂的声音不是。他的声音像被人掐住了喉咙，每个字都往外挤得很困难。

“你听我说，”姜蓝在他对面坐下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楚，“这个钱怎么用，是我自己决定的。你是他爸，你出了六万。你不是他妈，你出了一切。现在钱够了，我们先把手术做了。”

“还差多少？”杨厂问，声音还是哑的。

“刚才说三万五，我转了四万，应该还多出来五千。多出来的留着给他买奶粉。”

杨厂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他看着她，嘴巴张了一下，又合上了，像是在找一句合适的话，但找不到。什么话都不够。

最后他只说了两个字：“记着。”

姜蓝没问“记着什么”，她知道是什么意思。

傍晚的时候，姜蓝去护士站找王大夫，告诉他手术费凑齐了。王大夫正在写病历，听到这话抬起眼，从镜框上方看着姜蓝，表情里有惊讶，但更多的是别的什么——可能是敬佩，可能是感动，也可能是“你这姑娘怎么这么傻”的那种复杂的情绪。

“体重最近长得不错，”王大夫说，“再养一到两周，应该就能做了。”

“那您帮我们把费用预估函开了，基金会那边要。”姜蓝说话的时候，已经从兜里掏出了一个信封。

“尽快。”王大夫接过信封，签字的时候笔顿了一下，抬眼又看了她一眼，最终什么都没说，垂下眼帘继续写。

姜蓝走回病房，在走廊里碰到了那个之前送饼干的奶奶。她今天又来了，拄着拐杖，手里提着保温袋，说是给奶糖炖了鸡蛋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