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定在了两周后的周四。

这两周里，奶糖的体重从六点一公斤长到了六点八公斤。王大夫说还差一点，但情况稳定，可以做。不能再等了，缺损大的孩子随时可能心衰，等下去的风险比手术本身更大。

姜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派出所食堂吃饭。她放下筷子，把嘴里那口饭咽了，拿出手机给杨厂发了一条消息：“定下来了，下周四。”

杨厂秒回：“好。”

然后又来了一条：“我今天多跑了一趟昌平，挣了八十。凑了一百，买了罐奶粉，晚上带过去。”

姜蓝回了一个字：“嗯。”

她看着手机屏幕上这两条消息，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不是因为感动——当然也有感动的成分——而是因为她忽然意识到，她已经习惯了每天收到杨厂的消息。有时候是一张奶糖的照片，有时候是一句“今天忙不忙”，有时候什么内容都没有，就是一个句号，好像在说“我还活着”。

这种感觉让她有点慌。她是警察，她不应该对一个案件当事人产生这种……什么？她说不上来是什么。

她放下筷子，把盘子端到回收处，回了办公室。

手术前三天，王大夫让姜蓝和杨厂一起去签手术同意书。

同意书放在医生办公室的桌上，四页纸，密密麻麻的条款。王大夫一条一条念给他们听：麻醉风险、术中出血、术后感染、心律失常、需要二次手术的几率……每一条后面都跟着“可能危及生命”这几个字。

王大夫念完，把笔放在桌上，看着他们。

“有什么问题吗？”

姜蓝摇了摇头。

杨厂没动。

“杨厂？”王大夫叫了他一声。

杨厂坐在那里，看着那张同意书，嘴唇在动，但没有发出声音。他的手指在膝盖上反复摩挲，像是在擦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姜蓝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想，如果签了这个字，如果手术出了意外，那就是他签的。

“杨厂。”她又叫了一声。

他抬起头，看着她。

“签。”姜蓝说，声音不大，但很稳，“你签了，他才有机会活。你不签，他就没有机会。”

杨厂看着她的眼睛，看了几秒钟，然后伸手拿起那支笔。

他的手在抖。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杨厂”两个字挤在一起，像一个刚学写字的孩子写的。

签完他把笔放下，整个人靠回椅背，像是刚刚跑完了一个长跑。

姜蓝拿起笔，在“家属/监护人”那一栏，写了自己的名字。她写的时候没有犹豫，笔划很硬，像是在签名确认一份快递——你不是收件人，但你代收了，你要负责。

王大夫把同意书收走了。临走的时候加了一句：“手术当天早上七点前不要喂奶，水也不能喝。记住了。”

“记住了。”两个人同时说。

出了办公室，杨厂靠在走廊的墙上，闭着眼睛，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

“你没事吧？”姜蓝问。

“没事。”他说，但声音明显不稳。

姜蓝站在他旁边，两个人并肩靠着墙，谁都没说话。走廊里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轮子碾过地砖，咕噜咕噜响。有一个小孩子的哭声从远处的病房传出来，断断续续的，像在打嗝。

过了大概一分钟，杨厂开口了。

“姜蓝。”

“嗯。”

“你怕不怕？”

她没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不怕，是说出来没有意义。怕也得做，不怕也得做。

“你怕不怕？”她反问。

杨厂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怕。”他说，声音很轻，“我怕他下不了手术台。我怕我签的那个字把他害了。”

姜蓝转过脸看着他。他还是闭着眼睛，睫毛在微微颤抖，眼角有一道细细的纹路，以前没注意到。

“不会的。”她说。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不信，但她说得很笃定，好像她真的知道一样。

杨厂睁开眼，看着她，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

手术前一天晚上，姜蓝在医院待到很晚。

奶糖被转到了术前准备病房，做了一堆检查，被折腾得够呛，一直在哭。杨厂抱着他哄了很久，走来走去，嘴里哼着什么，调子不对，但节奏很稳，奶糖慢慢安静下来，靠在他肩膀上，眼睛半睁半闭，小嘴一张一合，像是在做吮吸的梦。

姜蓝坐在床尾，看着这一幕，忽然想，如果她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她现在会想什么。

她不知道。她没有这个资格想这个问题。

九点多，她站起来准备走。杨厂叫住她。

“明天你几点来？”

“七点。手术八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