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蓝看着那个老人的脸，心想，如果他出来的时候是活着的，那他的家人是幸运的。如果出来的时候是盖着白布的，那……

她没想下去。她把最后一口米饭扒完，把餐盒合上，放在椅子底下。

老周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声音压得很低：“嗯，还在做……不知道，等消息……你别问了，有消息我告诉你。”挂了电话，他对姜蓝说：“是张姐，问情况呢。全所都知道今天手术。”

姜蓝点了点头。她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她忽然意识到，不只是她和杨厂在等，还有很多人，在别的地方，用别的方式，在等这个消息。他们可能正在处理案件、在窗口接待群众、在外面巡逻、在家里吃饭，但心里都挂着一件事——那个纸箱里的孩子，今天要做手术了。

她把这股酸意压下去了。她是警察，她不能在公共场合哭。

十点二十三分，手术室的门开了。

不是护士推着奶糖出来，是杨厂。

他一个人走出来的，步伐很慢，脸上的表情很难形容——不是高兴，不是难过，是一种好像整个人被掏空了的茫然。他走到门口，站在那里，像是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姜蓝站起来，椅子被她带得往后滑了一截，发出刺耳的声响。

“怎么了？”她问。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抖。

杨厂看着她，张了张嘴，又合上。他咽了一下口水，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做完了。”他说，声音是干的，像沙漠里刮过的风。

“然后呢？”

“王大夫说……手术很成功。”

姜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腿突然软了一下。她伸手扶住了椅背，手指攥得很紧，指节泛白。

她以为自己不会这样的。她以为自己做好了所有准备——好的、坏的、中间的。但当“成功”这两个字真的从杨厂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的身体先于她的脑子做出了反应。

她站在那里，扶着椅背，好几秒说不出话。

杨厂也没说话。他就站在她对面，距离不到两米，但谁都没往前走一步。

小刘先反应过来，掏出手机开始发消息，大概是往所里群发的。老周站起来，走到杨厂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都没说，就拍了拍。

杨厂被拍得晃了一下，然后慢慢地、一截一截地蹲了下去。

他把脸埋在膝盖上，两只手抱着头，肩膀开始抖。这一次他哭出了声，不是嚎啕大哭，是一种被压在嗓子眼里、像动物一样的呜咽，很低，很沉，听的人心口发堵。

姜蓝站在那里看着他，没有走过去。不是不想，是不知道走过去之后该怎么做。她可以安慰一个受害者的家属，她可以安抚一个报案的老人，她可以对着撒泼的酒疯子大声呵斥——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一个蹲在手术室门口哭的男人。

这个人，把亲生儿子放在派出所门口，然后折返回去掖被子。

她看着他抖动的肩膀，把脚从椅背后挪出来，一步一步走过去。

她没有蹲下来。她站在他面前，伸出手，放在他头顶上。

她的手指碰到了他的头发。头发很硬，有点扎手，像是在风里吹了很久。

“杨厂，”她说，“他活着。”

他哭得更大声了。走廊里的空调还是吹得很低，但她的手掌下面，他的头顶是热的。

“他活着。”

她说第二遍的时候，声音也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