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六点，姜蓝被厨房里的动静吵醒了。

她睁开眼，听到锅盖碰锅沿的声音，还有水流的声音。她披了件外套走出来，看到杨厂站在灶台前，穿着一件旧T恤，袖子卷到手肘，手里拿着一个勺子在搅什么。

“你干嘛？”她站在厨房门口，声音还带着起床的沙哑。

杨厂回头看了她一眼：“你不是说煮粥吗？我先把米下锅了。”

姜蓝走过去看了一眼，锅里是白粥，米放多了，水放少了，稠得像饭。她伸手把火调小了一点，又加了一碗水。

“你煮过粥吗？”她问。

“没有。我以为就是米加水煮开就行。”

姜蓝没忍住笑了一下，不是那种大声的笑，就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带着一点气音。她打开冰箱，拿出两个鸡蛋，递给他：“把鸡蛋打了，炒一下。”

“我不会炒。”

“你三十多岁了不会炒鸡蛋？”

“会煮面条。”

姜蓝看着他，他看着她，两个人的表情都带着一种“拿你没办法”的意思。最后姜蓝把鸡蛋从他手里拿回来，自己打了，自己炒了。杨厂就站在旁边看，像在学习，又像只是不想走开。

奶糖在沙发上醒了，没有哭，发出“啊啊”的声音，像在叫人。杨厂先跑过去了，姜蓝听到他说“醒了醒了，爸爸在”，然后是奶糖咯咯的笑声。

她把炒好的鸡蛋盛出来，盛了两碗粥，端到茶几上。粥还是有点稠，但比刚才好多了。杨厂抱着奶糖坐到茶几前，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端碗，顾不过来。奶糖伸手去够桌上的鸡蛋碗，差点把碗打翻了，杨厂赶紧把碗往远处推了推。

“你把他放沙发上吃。”姜蓝说。

“他不干，放下去就哭。”

“你试试。”

杨厂试了，刚把奶糖放到沙发上，奶糖的嘴就瘪了，下一秒，哭声炸开了。杨厂又把他抱起来，他立刻不哭了，表情切换之快，像有人在按遥控器。

“你看他。”杨厂无奈地说。

姜蓝走过去，把奶糖从他手里接过来，放到自己腿上，一只手揽着他的腰，另一只手端起自己的粥喝了一口。奶糖在她腿上坐着，很老实，没哭，也没去够鸡蛋碗，就是仰着头看她，好像在确认这是谁。

“他不怕你。”杨厂说。

“他怕你吗？”

“不怕。他什么都不怕。”杨厂低头喝了一口粥，又抬起头，看着姜蓝，“他只怕没人要。”

粥的热气模糊了杨厂的脸。姜蓝低下头，用勺子搅了搅自己碗里的粥，没接话。奶糖在她腿上扭了一下，她把他抱紧了一点。

吃完饭，姜蓝换好警服准备出门。杨厂在阳台晾衣服，奶糖躺在沙发上啃鸭子。她走到门口换鞋的时候，杨厂从阳台探出头来。

“姜蓝。”

“嗯？”

“你昨天说的记住了，记住了什么？”

姜蓝把鞋带系好，站起来，转身看着他。阳光从阳台照进来，把杨厂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色，他手里还捏着一只奶糖的小袜子，水珠顺着他的手指往下滴。

“你猜。”她说。

然后推门出去了。

下了楼，她骑上电动车，风从耳边刮过，秋天的早晨有点凉，她缩了缩脖子。一路上她都在想杨厂会不会猜到，猜到了会怎么样，猜不到又会怎么样。

到了派出所，小刘已经在工位上了。他看到姜蓝，凑过来，压低声音：“姐，老周说你那个案子的材料要补一下。”

“什么案子？”

“就是那个快递员遗弃的。法制那边说要补充他的询问笔录，之前你做的那个不够详细，有些时间点对不上。”

姜蓝把手里的包放下，坐在椅子上，靠了一下椅背。

“我知道了。”

她没有马上去做。她先去了老周的办公室，敲了门，老周在里面喊“进来”。她推门进去，老周正对着电脑看什么，看到她，把老花镜摘下来，搁在桌上。

“坐。”

她坐下了。

“法制那边的事，小刘跟你说了？”

“说了。”

老周看着她，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这个案子，上面也问过。毕竟遗弃是刑事案件，不能拖太久。你打算怎么弄？”

姜蓝没回答。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老周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盖子磕得叮当响，“但这个事，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你帮了他很多了，但不能一直拖着不办。”

“周所，孩子刚做完手术。”姜蓝说。

“我知道。我也没让你现在就去抓人。但是材料要补，程序要走，最后怎么处理，那是法制和检察院的事。你不能替他做决定。”

姜蓝点了点头。

出了老周的办公室，她站在走廊里，靠着墙，闭了一下眼睛。走廊那头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很大，说的是什么她没听进去。她脑子里一直在转老周说的那句“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

她当然知道。

从她第一天找到杨厂的时候，她就知道。但她以为可以拖，拖到奶糖出院，拖到奶糖长大一点，拖到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的“以后”。

现在老周告诉她，拖不下去了。

她回到工位，打开电脑，调出之前做的询问笔录，开始一点一点地补充。时间、地点、细节——杨厂几点几分把孩子放在派出所门口，几点几分折返回来，几点几分上了三轮车，几点几分趴在方向盘上哭。每一个时间点都要精确，每一句描述都要客观，不能带感情。

她写了“杨厂称其因无力承担手术费用，将孩子放置在派出所门口，希望警方能够救助”，写了“杨厂称其将孩子放下后曾折返，为孩子掖好被子”，写了“杨厂称其未对孩子实施任何暴力或伤害行为”。

每一个字都是事实，每一个事实都像针一样扎在她手上。

写到“杨厂称其目前与孩子共同居住在某小区某单元某号”的时候，她的手指停了一下。那个地址是她租的房子，是她写的租赁合同，是她付的房租。

她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写。

下午，她去医院给奶糖拿复查的预约单。王大夫不在，护士把单子给她，顺口问了一句：“孩子恢复得怎么样？”

“挺好的，胖了，也会翻身了。”

“你们当警察的真不容易，”护士笑了笑，“还管后续。”

姜蓝把预约单折好放进兜里，说了声谢谢，走了。

回到派出所，小刘已经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了。他看到姜蓝，犹豫了一下，走过来。

“姐。”

“嗯？”

“那个快递员……杨厂，你对他是不是……”

“是不是什么？”姜蓝看着他，表情很平。

小刘张了张嘴，把话咽回去了。“没事，我先走了。”

他走了以后，姜蓝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她把今天补完的笔录打印出来，放在文件夹里，锁进了抽屉。

然后她拿出手机，看到杨厂发来的消息：“奶糖今天学会抓鸭子了。不是啃，是抓。他用手握住了，不是整个手，是用手指，你看。”

下面是一段视频。奶糖躺在爬行垫上，右手攥着那只黄色的小鸭子，举在空中，看了两秒，然后鸭子掉了，他愣了一秒，又开始在垫子上摸，摸到了，又攥住了。这次攥得更久，还举起来晃了晃，像是在炫耀。

姜蓝把视频看了三遍。

然后她回了一条消息：“今天别等我吃饭，我晚点回去。有个材料要写。”

杨厂回：“好。粥给你留着。”

姜蓝看着“粥给你留着”这五个字，把手机扣在桌上，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灯管还是那根有一头发黑的，闪了两下，没有灭。

她忽然想，如果她不是警察，如果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在超市收银或者在办公室打字的二十七岁女人，她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写这份材料，不用面对这个选择。

但她就是警察。从她穿上这身警服的那天起，她就知道，有些事不能由着自己的感情来。

她重新打开电脑，开始写结案报告。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是“处理意见”，按照程序，她需要提出对杨厂的处理建议——移送起诉、行政处罚，还是其他。

她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停了很久。

窗外的天暗了，办公室里只剩她桌上的台灯亮着，昏黄的光照着她的脸，表情看不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