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晨，姜蓝请了半天假。老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说“行”，又问了一句“有事”？她说“有事”，老周没再问了。他大概猜到了，但什么都没说，只是在挂电话之前补了一句“办完了给我发个消息”。姜蓝说好。

她挂了电话，站在镜子前换衣服。换了三件——第一件太正式，第二件太随便，第三件是一件浅蓝色的衬衫，领口有一颗扣子掉了，她缝过，针脚不太整齐，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她对着镜子看了几秒，决定就穿这件。

杨厂比她起得早，已经给奶糖喂了奶、换了尿布、穿好了衣服。奶糖今天穿的也是那件淡蓝色的连体衣——不是新的那件，是旧的那件，领口有点松了，但姜蓝说“今天穿这件，跟我的衬衫配”。

杨厂没问她为什么要在意配色，但他自己也换了一件衬衫。白的，领子有些皱了，他用电熨斗烫了半天，烫出一个不太标准的折痕，但比不烫强。

两个人站在客厅里，奶糖坐在爬行垫上，看着他们，手里攥着那只黄色的小鸭子，表情好像在问：你们要去哪儿？

“户口本带了吗？”姜蓝问。

“带了。”杨厂从兜里掏出户口本，翻开给她看。户口本是新的，今年刚补办的，上面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户主是他，住址是他老家那个镇的某条街。奶糖的名字还没加上去。

“身份证呢？”

“也带了。”

“照片呢？”

杨厂又从另一个兜里掏出两张两寸照片。照片是在自助拍照机上拍的，他上周六下午去拍的，一个人去的，没告诉姜蓝。照片里的他穿着这件白衬衫，头发梳得整齐，表情有点僵，像被什么东西吓到了。

姜蓝接过照片看了看，笑了。“你拍照怎么不笑？”

“笑不出来。对着镜头就紧张。”

“对着我你紧张吗？”

“紧张。”

“那你别看我。”

“不行。不看更紧张。”

姜蓝把照片还给他，从包里掏出自己的户口本。户口本是家里的，她上周打电话让她妈寄过来的。她妈在电话里问“要户口本干什么”，她说“办个手续”，她妈没追问，但挂了电话之后发了一条消息：“蓝蓝，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姜蓝没回。

两个人把证件一样一样装进包里，检查了两次，确认没落下什么。奶糖在爬行垫上“啊啊”地叫了两声，提醒他们还有人在。

杨厂走过去，蹲下来，看着奶糖。

“杨宁，爸爸妈妈出去一下，很快回来。周阿姨一会儿就来。”

奶糖听不懂，但他听到“妈妈”两个字，眼睛亮了一下，朝姜蓝的方向扭过头。

姜蓝走过来，蹲在他另一边，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

“乖，在家等我们。”

她站起来，杨厂也站起来，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姜蓝的眼睛里有紧张，杨厂的眼睛里有紧张加紧张。他们都做过很多比这更难的事——姜蓝在刑警队的时候面对过持刀的嫌疑人，杨厂在送快递的时候遇到过抢劫的。但那件事都没让他们这么紧张。

“走吧。”姜蓝说。

“走。”杨厂说。

出了门，下了楼，阳光很好，跟那天去公园的时候一样好。姜蓝今天没骑电动车，叫了一辆出租车。上车的时候，她对司机说“民政局”，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们一眼，笑了一下，没说话。那种笑不是嘲笑，是那种过来人的、什么都懂的笑。

车里很安静。姜蓝看着车窗外的街景——早餐店、修车铺、理发店、超市、银行、面包房，所有的东西都跟平时一样，但今天她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不太一样了，好像被重新漆了一遍，颜色更亮了。

“紧张吗？”杨厂问。

“不紧张。”姜蓝的手指在膝盖上敲着，没有节奏，乱的。

“你手指在敲。”

“它在敲它的，跟我的紧张没关系。”

杨厂伸手，握住了那只敲膝盖的手。手指不乱敲了，安静了。

到了民政局，大厅里已经有人在等了。三对，一对年轻的，手牵着手，女的靠在男的肩膀上，两个人在看手机。一对中年的，表情很平淡，像来办一个普通的业务。一对老年的，头发都白了，老爷爷拄着拐杖，老奶奶挽着他的胳膊，两个人在低声说着什么。

姜蓝和杨厂走到窗口，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烫着卷发，戴着眼镜，表情很职业，不冷不热。

“办什么？”

“结婚。”杨厂说。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有点大，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证件带了吗？”

“带了。”杨厂把一堆证件掏出来，户口本、身份证、照片，一样一样地摆在柜台上。

工作人员翻了翻，看了看杨厂的照片，又看了看他本人。杨厂被她看得更紧张了，耳朵红了。

“你是本人吗？”工作人员问。

“是。我本人。”

“照片不像你。”

“拍照的时候紧张。”

工作人员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旁边的姜蓝，表情松了一点，好像明白了什么。她把材料收走，打印了两张表格。

“把这个填了。填完在旁边等着叫号。”

杨厂接过表格，低头看。表格上有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身份证号、户籍地址、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密密麻麻的格子，像一张考卷。

他拿起笔，手在抖。字写得比平时更歪了，“杨厂”两个字挤在一起，像两个抱团取暖的人。

姜蓝填得很快，写完了，转过头看他还在写。他填到“职业”那一栏，写了“快递员”，划掉了，又写“物流”，又划掉了，最后写了“自由职业”。

“你就写快递员，没事。”姜蓝说。

“快递员不好听。”

“有什么不好听的？你送快递，又不是偷东西。”

杨厂看了她一眼，把“自由职业”划掉了，重新写上“快递员”。这次没抖。

填完表，交了材料，坐在等候区的椅子上等叫号。前面还有两对，那对年轻的先被叫进去了，出来的时候女的眼睛红红的，男的在帮她擦眼泪。那对中年的面无表情，进去出来都很快。那对老年的被叫进去的时候，老爷爷站起来，扶了扶拐杖，老奶奶帮他整理了一下衣领，两个人在门口站了一下，然后一起走进去了。

“姜蓝。”

“嗯。”

“我们老了也会这样吗？”

“怎样？”

“像他们一样。”杨厂看着那对老人的背影，“头发白了一起出门，拄着拐杖，还手挽着手。”

“你拄拐杖了，我可不管推轮椅。”

“那我也不管你。”

“行。”姜蓝笑了，笑了之后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不是想哭，是那种“终于”的热。

“13号，请到3号窗口。”广播响了，是他们的号。杨厂站起来，姜蓝也站起来。两个人并排往3号窗口走。杨厂走在左边，姜蓝走在右边，步伐一致，左、右、左、右。

窗口里面坐着一个比刚才那个更年轻的姑娘，大概二十五六岁，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两位好，请坐。”姑娘指了指窗口前的两把椅子。

两个人都坐下了。姑娘看了他们的材料，问了一些常规问题——是否自愿、是否有法律禁止结婚的疾病、是否与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有关系。两个人一一回答，杨厂的回答都很短，“是”，“没有”，“不是”。姜蓝的回答也不长，但比他完整。

“请两位把右手举起来。”姑娘说。

两个人把右手举起来。

“请问杨厂先生，你是否愿意与姜蓝女士结为夫妻？”

杨厂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看着姜蓝，姜蓝也看着他。两个人的眼睛在不到一臂的距离里对视着，像两条河终于汇到了一起。

“愿意。”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带着泥土和水的味道，朴素的，真实的，不需要任何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