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姜蓝女士，你是否愿意与杨厂先生结为夫妻？”

姜蓝看着他，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白衬衫上，把衬衫照得几乎透明。他的耳朵还是红的，手还举着，姿势有点僵硬，但眼睛是坚定的，像是已经等了很久，久到不怕再多等一秒。

“愿意。”她说。

姑娘笑了笑，在两个酒窝的衬托下，那个笑容看起来很真诚。她把两本红色的小本本推到他们面前，翻开，指着签名的地方。“请在这里签字。”

杨厂先签的。他拿起笔，手还在抖，但比填表的时候好多了。他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放下笔，把本子推给姜蓝。

姜蓝看着那个签名，歪歪扭扭的两个字，像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孩子写的。她把笔拿起来，握紧，在自己的那一栏签了名。她的字很好看，一笔一划都很清楚，但那个“姜”字的最后一笔，她写的时候手也抖了一下，拉出了一条多余的尾巴。

姑娘盖了章。钢印压下去的那一下，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像什么东西被正式锁上了。

“恭喜两位。”姑娘把两本结婚证递过来。

姜蓝接过去，翻开看了一眼。红底的照片，两个人坐在一起，她的衬衫是蓝色的，他的衬衫是白色的，背景是红色的，三个人——不对，两个人，心脏里还装着第三个人。她把结婚证合上，放进包里。

杨厂没有马上收起来。他拿着那本红色的小本本，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像不认识上面的字。

“杨厂。”姜蓝叫他。

“嗯。”

“走了。”

“哦。”他把结婚证小心地放进衬衫的内兜里，拍了拍，确认不会掉出来。那个位置离心脏最近，隔着薄薄的布料，能感觉到体温。

走出民政局大门的时候，杨厂深深地呼了一口气。那口气很长，长到像把这几年来所有的憋屈都吐出去了。

“姜蓝，我们结婚了。”

“我知道。”

“我们真的结婚了？”

“你手里不是拿着证吗？”

杨厂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那个装着结婚证的内兜微微鼓起来，像一个很小很小的、红色的、跳动着的心脏。

“姜蓝，我想打个电话。”

“打给谁？”

“我妈。”

姜蓝看着他，点了点头。杨厂掏出手机，翻了很久的联系人，找到了那个备注为“妈”的号码。他没有马上拨，而是走到路边一棵树下，站定了，深呼吸了一下，然后按下了拨出键。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

“厂儿？”那头的声音苍老的，带着浓重的乡音，还有一点颤抖。

“妈。”杨厂说了这一个字，喉咙就堵住了。

“你怎么了？哭了？”

“没有。”杨厂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擦了之后眼泪又流出来了，他不擦了，就那么流着，“妈，我结婚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老人的哭声，不大，压抑着的，像是用手捂着嘴。

“跟谁？”老人问。

“跟一个特别好的人。”

“哪儿的人？”

“北京的。”

“多大啦？”

“二十七。警察。”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几秒，然后老人说了一句杨厂没听清的话。他又问了一遍，老人才说清楚——“我说，你小子配不上人家。”

杨厂笑了。眼泪和笑容一起挂在脸上，看起来很狼狈，但他不在乎。

“妈，我配不上。但她愿意。”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杨厂以为信号断了。

“厂儿。”

“妈。”

“对人家好。你要是对人家不好，你就别回来见我了。”

“我知道。”

“把电话给她，我跟她说句话。”

杨厂拿着手机，朝姜蓝走过去。姜蓝站在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阳光照着她，她的蓝衬衫在阳光下显得很亮。

“我妈想跟你说话。”杨厂把手机递过去，他的手还在抖，但脸上那个笑容——眼泪和笑容混在一起的、狼狈的、真实的笑容——没有收回去。

姜蓝接过手机，贴在耳朵上。

“阿姨。”

那头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带着哭腔，每个字都说得很用力，像是在用很大力气才能把话说完整。她说的是：“闺女，谢谢你。”

姜蓝站在台阶上，阳光很好，风也很好，头顶的树叶沙沙地响，远处有人在按喇叭，近处有小孩在笑。

“阿姨，都是一家人。不用说谢。”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杨厂在旁边听到了。他的眼泪又流下来了，这次他没有擦。姜蓝看了他一眼，伸手帮他把眼泪擦了。手指碰到他脸的时候，是凉的——她的手是凉的，眼泪是热的。

挂了电话，她把手机还给杨厂。

“你妈让你对我好。”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怎么对我好吗？”

杨厂想了想。“多挣钱，少抽烟，不喝酒，早点回家。”

“还有呢？”

“听你的话。”

“还有呢？”

杨厂想了很久，想了所有他能想到的答案，但总觉得都不够。最后他说：“一辈子。”

这一次，他说的是“一辈子”，不是“一辈子对你好”，不是“一辈子在一起”，就是“一辈子”。这两个字就够了，不需要任何动词跟着。

姜蓝看着他，慢慢地笑了。这一次的笑没有声音，没有弧度很大，只是嘴角轻轻地、慢慢地往上弯，像春天第一朵花打开的样子。

“行。”她说。

两个人站在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人来人往，有人进去，有人出来，有人哭，有人笑，有人面无表情。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一对刚领完证的新人，男的穿着白衬衫，女的穿着蓝衬衫，两个人的衣服颜色很搭，像天空和云。

“走吧，回家。”姜蓝说。

“回家。”杨厂说。

她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下了台阶，她停下来等了他一步，他走上来，跟她并排。两个人走在人行道上，肩膀之间的距离大约一拳，不远不近，刚好能让风从中间穿过去。

走了几步，杨厂的手从身侧慢慢移过来，手指碰到了她的手指。她没有躲，也没有握上去，就那么碰着。两个人的手指轻轻碰在一起，像两片落在一起的银杏叶，没有握紧，但已经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