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林晓川醒来的时候，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落在他的眼睛上。他眨了眨眼，坐起来。室友们已经去上课了，宿舍里很安静。他坐在床上，抱着膝盖，看着那道阳光。阳光里有灰尘在飘，很轻，很慢，像很多个很小很小的生命在跳舞。他看着那些灰尘，觉得自己也是那样的——一颗灰尘，在光里飘着，不知道自己会飘到哪里，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落下来。他想，如果他是一颗灰尘就好了。灰尘没有心，不会疼。

他拿过手机，打开微信。白宇没有发新消息。他看了一眼他们上一次聊天的最后一条——他发了那封长信，白宇回了“你是不是有病？”然后他回了什么？他回了“你认真的？”白宇回了“你认真的？”然后他回了“嗯。”然后白宇回了“那你想怎么样？”他回了“我不知道。”然后白宇回了“那你想清楚了再告诉我。”他没有再回了。他不知道“想清楚了”是什么意思，想清楚什么？想清楚自己是不是有病？想清楚自己要不要继续喜欢他？想清楚自己该怎么办？他想不清楚。他想了五年都没有想清楚，再给他五年他可能还是想不清楚。

他把手机放下，起床，洗漱。镜子里的自己还是那张脸，白，干裂，黑眼圈。他看着那张脸，觉得它不像一个二十一岁的人的脸。二十一岁应该是年轻的、有活力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他的脸上没有这些东西，只有疲惫和空洞。他不知道是自己老了，还是心老了。也许是一样的。

大四上学期过得很快，快到林晓川觉得他刚把上一个学期的书还回去，新的书又借出来了。他不知道自己学了什么，只知道他每天都在图书馆坐着，从早坐到晚。他的成绩不好不坏，不会挂科，也不会拿奖学金。他像一个在及格线上徘徊的人，不上去也不下来。和他的人生一样——不爱白宇了？没有。和白宇在一起了？也没有。他卡在中间，不上不下，不死不活。

寒假回家，父母问他“工作找得怎么样”，他说“在找”。问他“考研吗”，他说“不考”。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他说“没有”。母亲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担忧，但没有追问。父亲没有说话，继续喝茶。林晓川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放的是一个综艺节目，笑声很大。他在笑声里坐着，像一个不属于这个家的人。他是他们的儿子，但他觉得自己不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借住在别人的家里，等开学了就离开。

大四下学期，四月，毕业的事情开始多了起来。拍毕业照，写论文，答辩，聚餐，散伙饭。林晓川参加了这些活动，但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旁观者，在看着别人毕业。同学们在笑，在哭，在拥抱，在说“以后常联系”。他站在旁边，看着他们。他也拍了毕业照，站在最后一排的最边上。摄影师说“笑一个”，他笑了一下。照片里的他，嘴角微微上扬，眼睛眯着，看不出任何情绪。他觉得自己笑得很好，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在不想笑的时候笑。

答辩结束的那天，他一个人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从教学楼走到图书馆，从图书馆走到操场，从操场走到宿舍。他走得很慢，路过每一个他待过的地方，在心里和它们告别。他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看过很多书，做过很多题，发过很多呆。他在操场上跑了很多圈，跑到腿不是自己的，跑到脑子终于安静了。他在宿舍的上铺睡了很多个夜晚，失眠了很多个夜晚，哭了很多个夜晚。他在这所学校待了四年，从十九岁到二十二岁。这四年里，他做了很多事——上课，考试，看书，跑步。他也做了一件很大的事——他向白宇告白了，然后被拒绝了。他不能说他这四年白过了，但他也不能说他这四年值得。

毕业典礼那天，天气很好，太阳很大，天空很蓝。他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站在操场上的队列里。校长在台上讲话，讲了很多，他一句都没听进去。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毕业证书，毕业证书上印着他的名字——林晓川。他看着这个名字，想起二十二年前，八岁的他，在南方小镇的旧巷口看雨。他不知道那个孩子会走这么远——从小镇到城市，从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另一座城市到大学，从大学到毕业。他走了十四年，走了很多路，淋了很多雨。他没有白走。

校长说“请同学们将学士帽抛向天空”，他和其他人一起把帽子抛起来。帽子在空中飞了一下，落下来，掉在地上。他弯腰捡起来，拍了拍灰，拿在手里。操场上一片欢呼声，笑声，哭声。所有的人都在拥抱，在拍照，在说“再见”。林晓川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帽子和毕业证书，看着这片热闹。他觉得这些热闹不属于他，他只是一个站在旁边看的人。但他不觉得难过，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习惯了站在旁边看，看别人笑，看别人哭，看别人拥抱。他从来没有走进过那个圈子里，从来没有和任何人真正地拥抱过。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他走出操场，走出校门。校门很大，铁栅栏门，已经锈了。他站在校门外，回头看了一眼。校名在阳光下闪着光，他看了几秒，然后转身走了。他走在路上，手里提着装着毕业证书的袋子，背着那本笔记本，口袋里装着那颗大白兔奶糖和那个干枯的苹果。他带着它们，走在二十二岁的夏天里。太阳很大，晒得他睁不开眼睛。他走得很慢，不着急，因为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他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他需要去一个地方，一个没有白宇的地方。他需要重新开始，不是因为放下了，而是因为他不能停。如果他停了，他就会一直在原地，一直在那个“你是不是有病”里，一直在二十二岁的毕业典礼上，永远毕不了业。他不想这样，他想往前走，走得很慢也没关系，只要不回头。

他上了公交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车开了，窗外的风景开始后退——校门，教学楼，操场，图书馆，宿舍楼。一帧一帧的，像一部在倒带的电影。他没有哭，他只是看着，看着那些他待了四年的地方一点一点地变小，变成点，变成看不见。他想，他可能会忘记很多事——忘记老师的名字，忘记食堂的味道，忘记操场上的风。但他不会忘记一件事——他在这座城市的第四年，他告白了，然后被拒绝了。那是他的二十二岁，是他的毕业证书上没有写的、但他会记一辈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