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砚又多待了二十二天。

那二十二天里，他每天照常跟着队伍出工，照常扛着锄头下地，照常在田埂上和乡亲们说笑。但阿禾知道不一样。每天收工后，他不跟其他人一道回住处，而是绕一段路，从她家后山的竹林边经过。她早早等在那里，两个人隔着一条浅浅的水沟说话。水沟窄得能一步跨过去，但他们谁也没有跨。就那么站着，她在这头，他在那头，说些有的没的——今天地里的稻子又长高了一截，队伍里老张家的媳妇生了个闺女，隔壁村有条狗跑到他们灶房偷吃了半锅饭。都不是什么要紧的话，但每一句都要紧。因为说完了这一句，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句。

没有人明说队伍什么时候走，但谁都知道快了。队长已经开始清点物资，骡马也钉了新蹄铁，就连陆砚他们住的那间临时仓库，墙上的钉子都被拔了出来，留下一个个黑黢黢的小洞，像一只只闭不上的眼睛。

阿禾每天都去后山那排竹林边等。每天她出门的时候，都会带着一个热乎乎的杂面馒头。陆砚接过去，掰成两半，多半塞回给阿禾，小半留给自己。两个人站在水沟两边，嚼着馒头，谁也不说话。秋天的风从山那边吹过来，竹叶沙沙地响，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一句也说不出来。

走的那天是个晴天。

天很高很蓝，蓝得不像是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打谷场上站满了人，骡马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行李卷堆在板车上，用麻绳捆了一道又一道。乡亲们都来送，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有人往队伍手里塞鸡蛋，有人往包袱里塞干粮。王婶子站在人群里抹眼泪，她家老二也跟着队伍走，才十七岁。李叔跟队长握了手，说“下次再来”，队长笑了笑，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阿禾站在她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山头上。

她没有挤到村口去。她怕人多，怕有人看她，更怕没人看她。她选了一个不近不远的地方——山头上，那棵歪脖子树下。这个位置刚好能看到整个队伍的尾巴，而从村口看过来，她只是一个小小的人影，分不清是谁。

哨子攥在手心里，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队伍开始动了。板车的轮子碾过黄土路，扬起一片尘土。走在最前面的人已经拐过了村口那棵老槐树，后面的人鱼贯跟上。骡马叫了一声，声音粗哑，像是在替谁喊出那句喊不出口的话。

阿禾在人群里找他。

她认得他的背影。这些日子里，她看了太多次他扛着锄头往田埂上走的背影，看了太多次他收工后绕到后山来的背影。他的肩膀比刚来的时候宽了一些，衣服晒得发白，后脑勺的头发总是翘着一撮，怎么也压不下去。

她找到了。

他在队伍的中间偏后，肩上扛着一个行李卷，走得不算快，但每一步都很稳。他旁边的人在和乡亲挥手，他没有。他低着头，像是在看脚下的路。

阿禾把哨子放到嘴边。

她吹了一下。

哨声尖细，有些刺耳，不像什么乐器，更像是一只雏鸟在叫。不够好听，但足够响亮。响亮得压过了骡马的铃铛，压过了板车的吱呀，压过了村口嘈杂的人声。

陆砚停下了脚步。

他把行李卷从右肩换到左肩，转过身来。

隔着尘土，隔着人群，隔着秋天干爽而空旷的空气，他看见了她。树下那个小小的身影，蓝色的布衫，被风吹起来的碎发，看不清脸，但知道是她。只有她会站在那个位置，只有她会吹那枚哨子，只有她会等他。

陆砚举起右手，用力地挥了两下。

然后他把手放下来，好像想说什么，但隔得太远了，说什么都听不见。他只是在原地站了一瞬——就那么一瞬，后面的人已经从他身边走过去了，有人喊他：“老陆，走了！”

他转身跟了上去。

阿禾站在山头上，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远。队伍像一条灰扑扑的河流，慢慢地、慢慢地向前流动，从村口流向大路，从大路流向山口，从山口流向她看不见的地方。

她没有再吹哨子。

她把哨子攥在手心里，指甲掐着上面刻着的那个“禾”字，一笔一划，一撇一捺，像是在摸一个她怎么也摸不够的东西。

眼泪流下来了。

不是嚎啕大哭的那种，是无声无息的。眼泪从眼眶里溢出来，沿着脸颊往下淌，淌到嘴角，咸的，涩的，像日子本身的味道。她没有擦，任凭它们流，淌进脖子里，淌进衣领里，淌进干燥的秋天的空气里。

但她没有低下头。

她的眼睛一直望着那个方向，望着队伍消失的山口。尘土慢慢落下来了，空气又变得干净了，骡马的铃声也没有了，村口送行的人也都散了。老槐树下只剩下几个老人还站着，抽着烟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什么。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好像那些人从来没有来过。

阿禾还站在山头上。

她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可能是半个时辰，可能是一个时辰，可能更久。秋风吹过来，苦楝树的叶子簌簌地落，有几片落在她的头发上，落在她的肩膀上，她不知道。

她娘从村子里走过来，走到她身边，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然后把她的一只手拉过来，握在自己的手心里。阿禾娘的手是热的，粗糙的，有灶台和泥土的味道。

“走吧，回家。”她娘说。

阿禾没有动。

她娘没有催她，就那么站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陪她看着那条空荡荡的路。

又过了一会儿，阿禾忽然开口了。

“娘，”她说，声音不大，但很稳，稳得像钉在木头里的钉子，“他会回来的。”

她娘的手紧了紧。

“他说的。”阿禾说，“他说了，让我等他。”

秋天的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吹过空荡荡的路，吹过苦楝树的叶子，吹过山头上两个站在一起的女人。远处，太阳正慢慢地往下沉，把半个天都烧红了。那条队伍走过的路被夕阳照着，像一条金色的带子，从村子一直铺到天边。

阿禾看着那条路，把那枚哨子重新攥紧。

她会等。

一个月等不到，等一年。一年等不到，等十年。十年等不到，等一辈子。

这不是傻。

这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清醒的一个决定。

陆砚走后的第三天，阿禾娘端着一碗荷包蛋进了东屋。

这在当时是很隆重的东西。家里只有两只下蛋的母鸡，鸡蛋是要拿去换盐的。阿禾看着碗里卧着的两个白胖的荷包蛋，没动筷子。

“吃。”她娘把碗往她面前推了推，“吃了有力气。”

阿禾抬起头看着她娘。她娘的眼睛是肿的——不是哭的，是没睡好。这几天她娘翻来覆去地叹气，翻来覆去地说同一句话：“走了好，走了干净。”

阿禾知道她娘在想什么。

“娘，”阿禾把碗轻轻推开，“我不饿。”

“你从昨天到现在没吃东西。”她娘的声音硬起来，“你想饿死你自己？”

阿禾没说话。

她娘在她对面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是要谈一件正事。阿禾认得这个姿势——她娘每次要说重要的事情，都会先坐好，把手放平，好像这样说话会更稳当一些。

“禾儿，”她娘开口了，“人已经走了。”

阿禾低下头。

“你不是小孩子了，你不能由着性子来。”她娘的声音不高不低，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张家那边，我跟你爹商量过了。人家没说不认这门亲，就是说先缓缓。等过阵子，风头过去了，你再跟人家好好道个歉——”

“道歉？”阿禾抬起头，“我道什么歉？”

“你——”她娘压低了声音，“你跟那个姓陆的在水渠边上，有人看见了。你以为没人看见？你以为你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你以为我——”

“娘。”阿禾打断了她，“我跟陆砚什么都没有。”

这是假的。她知道这是假的。但她不能说真的。不能说那个晚上月亮有多大，不能说那个拥抱有多紧，不能说那枚哨子上刻着她的名字。这些话说出来，她娘不会懂，她娘只会更难过。

“你肚子里有没有什么，你自己清楚。”她娘盯着她的肚子，目光像一把钝刀，不锋利，但沉甸甸的，“我跟你说，禾儿，你要是真有什么，那这孩子不能要。你听娘的，娘不会害你——”

“不会有孩子。”阿禾说。

这不是她知道的事。这只是她此刻能说出的最安全的话。

她娘看了她一会儿，叹了口气，站起来走了。那碗荷包蛋留在桌上，慢慢凉了，蛋黄凝固成硬硬的一块，像两只闭不上的眼睛。

阿禾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那枚哨子。

陆砚。她在心里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她念得很轻很轻，像是怕被人听见。

又像是怕他听不见。

接下来的日子，阿禾娘每天都来“做工作”。

今天说张家的好处——“人家有六亩水田，三间瓦房，你嫁过去就是现成的少奶奶，不用你下地，你就管管家，带带孩子。”

明天说陆砚的坏处——“那种垦荒队的，今儿在这儿，明儿在那儿，连个固定地址都没有。你跟着他，喝西北风去？”

后天又说感情不顶用——“喜欢能当饭吃？喜欢能挡雨？你年轻，你不懂，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了，过日子过的是柴米油盐，不是你那些有的没的。”

阿禾听着，不反驳，不点头，也不答应。

她娘说得对吗？对。她娘说的每一个字都对。六亩水田确实能吃饱饭，三间瓦房确实能遮风挡雨，陆砚确实连个固定地址都没有。她娘活了大半辈子，说的全是实实在在的道理。

可是阿禾心里有另外一个道理。

那个道理讲不清楚，也拿不出来给人看。它像一颗种子，埋在很深的土里，还没发芽，但你用手摸那块土，能感觉到下面有东西在动。温热的，活的，不会死的。

她娘不懂。她娘从来没有在心里埋过这样的种子。

又过了几天，张家来人了。

这次来的是张老大自己。一个敦敦实实的后生，脸膛黑红，手大脚大，站在堂屋里像一堵不太高的墙。他穿着八成新的蓝布褂子，脚上是新布鞋，显然是特意收拾过的。他站在那儿，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一会儿揣进袖子里，一会儿背到身后，一会儿又拿出来搓着。

阿禾爹给他倒了碗水。他端起来喝了一口，烫了嘴，又不好意思吐出来，硬咽下去，喉结咕咚一声，脸更红了。